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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项塔兰》第二十七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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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造证件者和买卖旧护照的走私贩子,把用过的护照称为“书”。这类护照得经过查核,才能交给黑市贩子贩卖或使用。把个人护照卖给我们经纪人的毒虫、逃犯或穷外国人,都有可能是在自己的国家或他国犯下重罪的通缉犯。不少走私贩子因此被捕。他们买了护照,予以变造,出任务,结果却在外国机场被捕,因为护照的原持有者因杀人、抢劫或各种走私罪名遭到通缉。为确保客户满意,以及自家走私贩子的安全,埃杜尔·迩尼要求,买来或偷来的每个新护照都得接受两道检核。

孟买国际机场有个海关官员有权使用机场计算机,他负责第一道把关工作。迎尼命人将需要查核的每本护照,其发照国、护照号码、原持有人姓名都写在一张纸上,在那位官员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给他。纸上所列出的护照,凡是在计算机里已特别标注的,他就杠掉。一、两天后,那官员交回那张纸。那些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,有部分是因为原持有者已被宣布是国际通缉对象,有些则是因为原持有者被列为嫌犯:曾参与非法毒品、军火买卖,或具有使安检人员不安的政治因素。不管是什么原因,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就不能在黑市贩卖,或供遨尼的走私贩子使用。受到特别注记的护照仍然有用处。可以拆掉骑缝线,取下可用的部分,充当其他护照的空白页。在印度境内,这类护照还有其他用途。外国人住进饭店时得出示护照,供饭店人员在C 表格上登录,但每个城市总有些地方对于护照与持有者间的吻合程度,查核得并不仔细。对这类饭店而言,只要是护照,都没问题。带着这种经特别注记的护照,虽然不能到印度以外的地方,却能在印度境内四处走动,不用担心被抓,让乐于与人为善的饭店经理能符合最起码的法律规定。

经过海关人员查核、未经特别标注的护照,则送到第二道检验关卡:各航空公司的办公室。各大航空公司也存有一份特别标注的护照清单,从信用评等不佳或诈骗过航空公司,到搭乘飞机时涉及动粗的任何事故,凡是有不良纪录者,其护照名字和编号都会列入其中。走私贩子干不法勾当时,理所当然想避开航空公司人员、海关人员或警方的注意,总希望自己被当成一般旅客,只引来例行的草草关注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,凡是经计算机特别标注的护照,对走私贩子来说都是一张废纸。埃杜尔·巡尼在孟买大部分的大型航空公司办公室安排了人,由他们查核我们买进的护照编号和姓名,回报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。通过这两道关卡的安全护照,比所有到手护照的一半更少,之后会被卖掉,或供哈德的走私贩子使用。

购买迎尼非法护照的顾客,主要有三大类。第一类是经济难民,也就是因为饥荒而被迫离开家园,或为了过更好的日子而前往他国的人。有想到德国工作的土耳其人,想到意大利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,想到法国工作的阿尔及利亚人,想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的几个亚洲国家的人。一户人家,或者是好几户人家联合,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子凑集各人微薄的所得,集资向埃杜尔买一本护照,送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,到他们所憧憬的美好地方。到了当地,那人工作偿还借款,最后买本新护照,让其他年轻男女可以过来。护照价格从五千到两万五千美元不等。哈德拜的销售网每年卖出约一百本这种贫穷护照,扣除所有固定成本后,他一年获利超过百万美元。政治难民是第二大宗客户。迫使他们逃亡国外的动乱往往非常严重。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,是族群、宗教、种族冲突的受害者。有时,动乱是立法促成的:1984 年,英国决定于十三年后将殖民地香港归还中国时,数千名未获承认为英国公民的香港人,一下子成为潜在客户。放眼全世界,不管什么时候,都有两千万难民住在难民营或庇护所。埃杜尔·迎尼的护照生意经纪人,生意应接不暇。政治难民买一本新护照,要价一万到五万美元不等。走私进战区所涉及的风险愈大,逃出战区的需求愈高,要价就愈高。

埃杜尔非法护照生意的第三种客户,是从事非法活动的人。有时候,这些和我同类的人,如偷窃犯、走私者、职业杀手等,会需要新身份,以逃避警方的追缉。但大部分情形下,埃杜尔·巡尼的特殊客户,通常是那种比较可能去盖监狱、抓人入狱的人,而最不可能是在狱中服刑的人。他们是独裁者、军事政变领袖、秘密警察,以及在个人罪行曝光或贪腐政权下台时,不得不潜逃出境的贪腐政权官员。我亲自经手的一个人是乌干达的逃犯,盗取了一百多万美元。那是国际货币机构拨出来兴建基础公共设施的经费,包括兴建一所儿童医院的经费。结果,那所医院没盖成,还把生病、受伤和垂死的孩童运到一处偏远的营地,任他们自生自灭。我安排在扎伊尔的金沙萨与他见面,那人付我二十万美金,买了一本毫无瑕疵、绝不会出问题的瑞士护照,以及一本从未用过的原版加拿大护照,安全地飞到委内瑞拉。

阿布杜拉在南美、亚洲、非洲的经纪人,和支持垮台独裁政权的盗用公款者、拷问者、重要官员、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搭上关系。跟他们打交道带给我的愤怒与羞愧,更甚于我在哈德拜底下做过的其他事。当我还年轻、还是自由之身时,我曾替报纸和宣传手册撰文。我花了数年工夫研究、揭露那类人所犯的罪行。为了替那些罪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,我站上抗议的最前线,投身约一百场的警方暴力冲突。而现在,与这类人打交道时,我仍感到些许往日的仇恨和叫人窒息的愤怒;但我所熟悉的岁月已然消逝,那个带着革命理想的社会运动人士,早已把理想埋葬在海洛因和犯罪中。而且我还是个通缉犯,列名悬赏的通缉犯。我是帮派分子,每天都和哈德的黑帮联合会为伍。因为联合会出手相救,我才能脱离狱中的折磨。

因此,我在哈德的组织里善尽职责,协助那些杀人如麻的魔头逃过被处决的命运。他们当权时处决了许许多多的同胞,最后失势,被自己的同胞判死刑,却因我相助,逃过一死。但我不喜欢这工作,不喜欢他们,也让他们知道,我不喜欢。每一次交易我都尽可能压榨他们,惹得他们暴跳如雷,而我则从那种愤怒的反应中得到些许慰藉。那些周顾人权的家伙还讨价还价,叫我怒不可遏。要他们拿出刮自民脂民膏的钱,还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。但最后,他们全都让步,同意我们的条件。最后,他们付出大把钞票。

在哈德拜的组织里,似乎没有人和我一样愤怒或羞愧。这世上大概没有哪群人比职业犯罪者更痛恨政治和政治人物。在他们眼中,所有政治人物都是无情且贪腐的,所有政治体制都偏袒有权有势的有钱人,欺压无力反抗的穷人。久而久之,在某种意义上,我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,因为让他们产生那种观点的经验,我也亲身体验过。牢狱生涯已让我对侵犯人权有了切身的体验,法庭每日的判决,更证实了我们对法律的认知:不管在哪个国家,哪种制度底下,有钱人总是能用钱让司法天平倒向他们。另一方面,哈拜德组织里的犯罪分子,展现了让诺斯替教派信徒也欣羡不已的“人人平等”作风。他们不管客户的肤色、信仰、种族或政治立场,询问客户的过去时绝不予以评断。不管对方有多纯真或多邪恶,他们都只问一个问题:你多急着要?答案决定价格,每个付钱买了护照的客户,从此重生,过去的历史和罪恶,在成交那一刻一笔勾销。没有哪个客户比较好,也没有哪个客户比较烂。

埃杜尔,迹尼做生意唯利是图,完全不管道德是非,满足将领、佣兵、盗取公共财产的人和残酷求刑者的需要,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。放空一切道德,使他们每年净赚约两百万美元。对于这收入的来源或得到这样的收入,埃杜尔·迎尼从不觉得良心不安,但在花掉这些钱方面,他却迷信宗教。保住恶人性命所赚到的每一块钱,都用于一项难民拯救计划,那是哈德拜制定的计划,为了安置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伊朗人与阿富汗人。每有军阀或其党羽买走一本护照,就代表替伊朗、阿富汗难民买了五十份护照、身份证或旅行证。因此,在心灵迷宫中,命运喜欢围绕着贪婪和恐惧,独裁者付出了高额费用,拯救了许多因独裁而遭逢不幸的人。

克里须纳和维鲁把他们变造护照的本事全部传授给我,一段时间后,我开始实际下场,为自己试做美国、加拿大、荷兰、德国及英国护照,创造新身份。我的功夫没他们好,永远也赶不上他们。高明的伪造者是艺术家,他们的艺术眼光必须涵盖刻意创造的污痕,好让假护照的每一页都显得逼真自然,就和变造或做出来的细节一样毫厘不差。他们创造的每一页都是一幅迷你画,具体而微地体现他们的艺术才能。印章稍稍盖歪的角度或随意盖成的模糊印迹,对这些迷你油画来说很重要,就像大画家的肖像画中,玫瑰垂下的形状、位置和颜色也很重要。不管是以怎样高明的技艺完成,那效果始终都孕育自艺术家的直觉,而直觉是不可言传口授的。

我能帮的,就只是替每本新出炉的护照编造历史。从外国人那里弄来的旧护照,里面的旅行纪录往往有几个月,乃至几年的空白。有些护照上的签证早已过期,必须从护照上“抹除”那段过期时间,护照才能用。为了在最后一次签证到期前,盖上孟买机场的出境章,让人以为护照持有者已在签证有效期间内出境,我开始利用维鲁刻制的备用出入境印章,为每本护照打造国与国之间移动的历史。我一点一滴地将每本护照更新,最后让每本护照都有印度的新签证,盖上孟买机场的入境印。填补那段空白的一连串出入境印,一律得先经过缤密的规划,才能盖下。克里须纳和维鲁搜集了各大航空公司的飞行日志,里面列有所有进入、离开欧、亚、非、美洲的航班和各航班的起飞日期及抵达时间。如果在某本英国护照盖上一个印,表明护照持有者已到过那地方,比如七月四日,抵达雅典,就表示我们盖印前已确定,那一天有一班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典机场。通过这种方式,每本护照都有了有凭有据的旅行资历,拥有飞行日志、时刻表、气象资料支持的旅行资历,从而使护照的新主人有了可信的个人经历。

我第一次试用自行伪造的护照,是在国内的转机航线上,也就是所谓的“漂白”路线。孟买有数千名伊朗和阿富汗难民想在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美国和其他地方寻求庇护,但那些国家的政府拒绝。只要能踏上那些西方国家的土地,他们就可以自称是寻求庇护者,交由投奔国评估申请庇护是否正当。他们是政治难民,名副其实的寻求庇护者,因此他们在投奔国境内提出的申请往往会如愿。关键在于要先把他们弄进加拿大、瑞典或其他热门的庇护国。

“漂白”是我们用的办法。孟买的伊朗人或阿富汗人想买机票前往那些庇护国时,得出示那些国家发的最新签证。但他们无法从合法渠道拿到签证,更别提假签证了,因为一比对领事馆的纪录,假签证就会立即被识破。因此我用假签证,买一张飞往加拿大或瑞典的机票。身为打扮体面、欧洲面孔的白人,我通关时向来只受到草率的检查,从来没有人特意去查证我的签证。我要帮忙的那位难民,则买了同班飞机上的国内线机票,从孟买到德里。我们登机时收到登机证,我的是绿色国际线登机证,他的是红色国内线登机证。飞机一升空,我们就交换登机证。到了德里机场,只有持有绿色国际线登机证者,可以留在机上。我拿着国内线登机证,在德里下飞机,让那位难民继续飞往加拿大或瑞典,或我们选定的任何目的地。抵达后,他会宣称寻求庇护,核定庇护的过程随之展开。在德里,我会在五星级饭店待上一晚,然后买另一张机票重复这过程,漂白,和另一位难民搭同班飞机从德里飞往孟买。

这办法很管用。那几年,我们偷渡了几百名伊朗、阿富汗医生、工程师、建筑师、学者和诗人,到他们指定的国家。

每往返一趟漂白航线,我就赚进三千美元,有一段期间,我每个月跑两趟。我坐了三个月的国内线班机,从孟买到德里、加尔各答、马德拉斯,再返回孟买,接着埃杜尔·迎尼派我出第一次国际走私任务。我带了十本护照到扎伊尔。克里须纳和维鲁已利用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寄来的订户人头照,将那些护照变造成天衣无缝的假护照。我用塑料袋封好,用胶带贴在身上,穿上三层衣服,飞到闷热、重兵而极度混乱的金沙萨国际机场。

那趟任务非常危险。那时候,扎伊尔是中立地带,夹处在诸多血腥战争之间,如安哥拉、莫桑比克、纳米比亚、苏丹、乌干达、刚果等,情势混乱。扎伊尔是行事疯狂的独裁者蒙博托的禁裔,在那王国境内,每桩犯罪活动的利润,都有一部分流入他的口袋。蒙博托甚得西方强权欢心,因为西方强权主动兜售的昂贵杀人武器,他一律买下。莫布图用武器对付国内的工运人士和社会改革者,西方强权即使看不过去,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关切。西方政府在招待国王和总统的迎宾处所,隆重款待这位独裁者。在这同时,有数百名男女在他的监狱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而那些西方政府也正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追捕我。我心里很清楚,我的走私护照任务一旦出差错,在蒙博托的首都被捕,西方政府的这位盟友会很乐于替他们除掉我。

不过我喜欢金沙萨的狂野不羁,从黄金、毒品到火箭发射器,各种违禁品在这里公开买卖,生机勃勃。这城市到处是来自非洲各地的佣兵、逃犯、罪犯、黑市投机商,以及睁大眼睛、冷血无情的机会主义者。在那里我感到如鱼得水,如果可以,我会待得更久,但不到七十二小时,我就得把护照交给对方,收回十二万美金的货款。那是哈德拜的钱,我急着交给他。我匆匆搭上飞回孟买的第一班飞机,向埃杜尔·迎尼报到。这趟任务,我的报酬是一万美元,得到实地经验,认识了逛尼组织的非洲分部。那时候我觉得,得到那份认识和经验,值得冒这样的险。那笔金钱报酬不重要。即使只有那报酬的一半或更少,我大概也会干。我知道大部分孟买人跑这么一趟,报酬比我低许多。

除此之外,我还置身险境。对某些人而言,危险是毒品,甚至是春药。而对过着逃亡生活的我、每日每夜害怕被杀或被捕的我而言,危险是另一种东西。危险是我用来杀死压力这条恶龙的长矛。危险有助于我入睡。每当我去危险的地方,做危险的事,就有一股新的恐惧笼罩着我。那个新恐惧会盖过忧虑,那大半时候让我忧心得睡不着的忧虑。任务完成,新恐惧渐渐消失,我整个人会陷入疲乏后的平静。渴求危险工作的人,不只我一个。那趟任务期间,我遇到其他经纪人、走私者、佣兵,他们兴奋的眼神和肾上腺素激发的本能反应,和我不相上下。他们和我一样全在逃避着什么,他们全在害怕他们无法真正忘记或面对的东西。似乎只有豁出性命冒险赚来的危险金钱,才能帮他们暂避几小时,助他们入眠。

我陆续执行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趟非洲任务,平安无事。我用了三本不同的护照,每次在不同的印度国际机场出入境,然后搭国内线班机回孟买。德里、孟买间的漂白飞行继续不辍。与哈雷德的货币交易员和部分黄金买卖商一起执行的专门任务,让我忙得不可开交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忙得没时间专,自地想卡拉。

雨季快结束时,我去了一趟贫民窟,陪卡西姆·阿里一起做每日的巡查工作。他检查排水沟,叫人修理受损的小屋,让我想起住在贫民窟时,我多么敬佩他、仰仗他。穿着新靴子和黑牛仔裤走在他旁边,我看着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光着脚,穿着腰布,徒手挖刮,一如我过去所做的。我看着他们用支柱律住挡土墙,清理堵塞的排水沟,确保贫民窟在雨季结束前不致淹水。我羡慕他们,羡慕那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投入工作的认真。那让热情而绝对的投入,我曾深刻感受过。清理工作完成时,贫民窟居民那带着骄傲与感激的微笑,也曾投射在我脸上。但对我来说,那样的生活已经远去。那种非金钱所能衡量的收获和慰藉,已经一去不复返,一如我在澳大利亚体验过而失去的那种生活。

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感伤,卡西姆带我走向一处空地,普拉巴克和强尼正在那里为婚礼做初期准备。强尼和约十二名邻居正在搭架大帐篷的骨架,作为婚礼的举行地点。不远的地方,其他男人正在搭建小舞台,婚礼结束后两对新人要坐在那上面,收受亲友的赠礼。强尼热情地招呼我,跟我说普拉巴克出去跑出租车,日落后会回来。我们一起绕着帐篷骨架走一圈,检查搭建得是否牢固,讨论塑料棚或棉布棚的优劣和成本。

强尼邀我喝茶,带我们到一群舞台工人那里。我以前的邻居吉滕德拉是这工程的监工。妻子死于霍乱后,他伤心消瘦了好几个月,但眼前他似乎已走出那悲痛。他没有过去那么粗壮,那熟悉的大肚子已紧缩成T 恤底下紧实的小丘,但他眼里再度绽放出希望,他的微笑不再是强颜欢笑。他儿子萨提什,自母亲死后,一下子长大很多。与他握手时,我偷偷塞了一张百元卢比的纸钞在他手里。他同样偷偷的收下,迅速塞进短裤口袋里。他投过来的微笑很热情,但丧母之痛仍未平复。他的眼神有点空洞,那是一种历经震惊哀痛的黑洞,吞噬所有疑问、却不释出任何答案。他回去干活,割下一段段椰子纤维绳,供大人捆绑支撑用的竹竿,年轻的脸庞一脸木然。我懂那表情。有时我会在无意之间,在镜中看到那种表情:那是当属于幸福的信任与纯真被硬生生夺走,而我们不管对或错、因此而自责时,会有的表情。

“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?”我们吸饮美味的贫民窟热茶时,强尼问我。“不知道,”我答,微笑呼应他眼里的大笑,“你没告诉过我。”

“我在克劳福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出生。我母亲住在那里的一个小地方,一个用塑料板和两根竿子搭起的简陋小屋。塑料板一端固定在墙上,招牌的下面。你知道吗,那个招牌破烂不堪,墙上只剩下两张海报的两小块。一边是电影海报的一小块,上面写了强尼这个名字。在旁边,有张较显眼的雪茄广告海报——对,你猜对了,上头只有雪茄这两个字比较明显。”

“她喜欢那个,”我替他接下去说,“她……”

“把我取名为强尼·雪茄。你知道,她父母把她赶出家门,而我父亲抛弃了她,所以她死也不愿意用那两个姓替我取名字。她在人行道上使劲儿生下我时,一直盯着强尼、雪茄那两个字,她把那当作是个征兆,开个玩笑,请不要见怪。她是个非常、非常顽固的女人。”

他望着那个小舞台,看着吉滕德拉、萨提什和其他人把薄夹板抬上去,搭造地板。“好名字,强尼,”片刻之后我说,“我喜欢,这名字带给你好运。”

他对我微笑,渐渐变成大笑。

“还好那不是通便剂之类的广告!”他说得口沫横飞,我听了大笑,喷出茶水回敬他。“你们的婚事拖了好一阵子,”我们再度能开口说话时,我说,“为什么耽搁了?"“都是因为库马尔啦。你知道,他想做生意赚大钱,替两个女儿办上风风光光的嫁妆。普拉巴克和我告诉他,我们完全不信那一套。你也知道我们不要嫁妆。那些规矩,有点老套。但是普拉巴克老爸的观念很不一样。他从乡下寄来一份清单,列出他想要的嫁妆。他想要一只金表:精工自动表,一台新脚踏车,还有其他东西。他要的那款脚踏车是他替自己挑的,我们告诉他太大了。我们跟他讲,他的腿太短,踩不到踏板,更别提踩到地,yaar ,但他非要那台脚踏车不可。总之,我们正在等库马尔凑齐嫁妆和相关物品。婚礼排定ro 月最后一个礼拜,光明节和相关活动到来之前。”“那会是很热闹的一个丰L 拜,我朋友维克兰也要在那个礼拜结婚。”“你会来婚礼吧,林?”他问,微微皱起眉头。强尼是那种帮助别人就掏心掏肺的人,这种人反过来有求于人或表达个人期望时,往往就显得很不自在。“我绝对不会错过,”我答,大笑,“我会叮叮当当地过来① 。我是说真的,你听到叮当声时,就知道我在路上。”

① 原文I'll be there with bells on,意为我会盛装以赴,但说话者在此使用其字面意思。

我离开强尼时,他在和萨提什讲话。那男孩聚精会神地听着,盯着强尼的脸,眼神木然如墓碑,我想起卡拉到贫民窟找我那一天,他是如何紧抓住我的腿,如何害羞而真诚地对着卡拉微笑。那段回忆划破我已死的心。有人说人永远无法回到过去,当然是很有道理,但反之亦然。人必须回去,人时时会回去,不管回去有多艰难,都绝不能停下回去的脚步。

我需要纤解心情,便骑摩托车离开,前往R ·K 制片场,我加大油门,在车辆间频频左弯右拐,高速穿梭。一天前,我已找了八个外国人,送到莉萨那里。要找到外国人、说服他们在宝莱坞电影里演不说话的角色,对我而言并不难。同样那些德国、瑞士、瑞典或美国游客,碰上印度籍的选角经纪人,反应大概会是猜疑和敌意;但碰到我,反应就很热情。住在贫民窟以观光导游为业的那几年,我碰过形形色色的外国游客,我已经摸索出迅速底得他们信赖的打交道方式。那方式相当复杂:两分搞笑风趣、两分逢迎诌媚、一分打情骂俏,外加一点调皮、一丝据傲、少许鄙夷。导游工作也让我和科拉巴区几家主要餐馆打下好关系。我带团的那几年,总会把他们带进蒙迪巡餐厅、皮卡迪利餐馆、狄普提果汁吧、爱德华八世、梅兹班餐厅、艾普萨拉餐厅、史特兰得咖啡屋、理想餐馆,以及游客行经地区的其他餐馆,鼓励他们消费。需要外国人在宝莱坞电影跑龙套时,我就去那些餐厅找人。店老板、经理、伙计个个热情欢迎我。只要看到一群合适的年轻男女,我就走上前,问他们有没有兴趣演印度电影赚外快。有餐厅职员替我作担保,我通常几分钟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,谈定事情。然后我打电话给莉萨·卡特,安排隔天派车来接人。

这套办法很管用。我们开始合作之后的几个月内,莉萨努力向各大制片场和制片人承包选派演员的工作。昨天我雇来的那些外国人,就是最近一次找的那群外国人,是我们第一次替著名的R ·K 制片场找人。

我很想亲眼看看那个声名显赫的大制片场,当我骑车穿过大门,看到像灰色船帆的高大铁皮人字屋顶,我郁闷的心情也跟着烟消云散。对莉萨·卡特和她那一类人而言,电影的梦幻世界激起他们近乎敬畏的感觉。对于电影世界,我并不感到敬畏,但也不是毫无感觉。每次走进制片场的奇幻世界,电影摄制作业的神奇,总有一部分教我震慑,教我惊艳,把我从我经常沦陷的阴郁海洋中拉出来。

警卫带我到隔音摄影棚,莉萨和她那群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。我来时正值拍摄作业的休息期间,莉萨正端着咖啡和茶分给那些年轻外国人。摄影棚里有几张桌子围着舞台摆设,布置成现代夜总会的模样,他们就围坐在其中两张桌子旁。我向他们打招呼,互相说了些俏皮话,然后莉萨把我支到一边。

“他们怎么样?”只有我们两人时,我问。

“很好,”她开心地说,“我想,他们有耐性,不紧张,乐在其中,拍出来的东西会很棒。林,你最后两星期派来的人很优秀。制片很高兴,我们可以……你知道的,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一行做出一番成绩,你和我。”

“你喜欢这一行,不是吗?"

“的确。”她说,投来一个让我后脑勺都能感觉到的微笑。然后她的表情变得较为严肃而坚定,那是在不抱希望而仍奋力一搏者的脸上会见到的坚定。她是个美人胚子,孟买肉欲丛林里的加州海滩美女,她已奋力摆脱缓缓致人于死的海洛因,和周夫人“皇宫”窒闷荒淫的生活,是个拉拉队阳光女孩。古铜色的皮肤毫无瑕疵,天蓝色的眼睛绽放决心,长而卷的金发从脸部往后梳,束成优美的发式,与她端庄稳重的象牙色裤装相得益彰。她打败了海洛因,与她的眼神相接时,我心里不禁如此想着。她打败了海洛因,摆脱了那个东西。我忽然感觉到她有多么勇敢,感觉到她内在的勇气。一旦知道那勇气,你自然知道如何找到它,就和老虎眼神里那凶狠、冷漠的威吓一样,轻易就可察觉,叫人神迷忘我。

“我喜欢这工作,”她说,“我喜欢这里的人,这个工作。我喜欢这样的生活,我想你也应该会喜欢。”

“我喜欢你。”我微笑。

她大笑,挽住我的手,带我在摄影场四处逛。

“这部片子叫Paancll Paapi 。”她说。

“五个吻……”

“不对,是paapi ,不是papi ,用这字是在玩双关语。paapi 是小偷,papi 是接吻。所以,实际意思是五个小偷,但也有五个吻的玩笑意思,因为那是部浪漫爱情喜剧。女主角是姬米·卡特卡尔。我觉得她很性感迷人,她的舞跳得不是很好,但很漂亮。男主角是昌基·潘迪,他可以演得很好,真的很好,如果他不要老是出岔子的话。”“说到这,毛里齐欧有没有再来骚扰你们?"“完全没有他的消息,但我担心乌拉。她已经不见人影一整天。她前晚接了莫德纳的电话,匆匆离开。那是他几个礼拜以来第一次露脸。自那之后,我就没有她的消息,她答应我会打电话。”

我伸手抚平额头上的皱眉,再往上梳过凌乱的头发。

“乌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”我低吼道,“她不是你的问题,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帮她,因为她找我帮忙,因为我喜欢她。但我愈来愈厌烦乌拉、毛里齐欧、莫德纳的事,你知道我的意思吧?莫德纳有没有跟她说那笔钱的事?"“我不知道,或许有。”

“哎!那笔钱仍然下落不明,莫德纳也是。街头上一直有男孩告诉我,毛里齐欧四处在找莫德纳,不找到绝不罢休。乌拉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。六万美金,虽然不是天文数字,但因为比那更少的钱而被杀的,也不是没有。如果那笔钱在莫德纳手里,在毛里齐欧仍在找他期间,最好不要让他靠近乌拉。”

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她的眼神突然呆滞,流露忧虑。

“我不担心乌拉,”我说,语气更轻柔,“我担心你。如果莫德纳回来,你要待在阿布杜拉身边一阵子,或我身边。”

她看着我,紧抿双唇,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,或不愿说出口。

“说说这场戏?”我建议,想把我们带离乌拉渐渐沦入的寒冷黑色漩涡生活。“这部电影在演什么?"“发生在夜总会,或至少是电影版的夜总会。男主角从有钱的政治人物那里偷了一件珠宝,嗯……大概是,然后跑到这里躲起来。他看到那女孩,也就是姬米,在演大型歌舞剧,迷上她。警察出现时,他把珠宝藏在她的假发里。接下来的情节演他如何想办法接近她,取回珠宝。”她停下,端详我的表情,想解读我眼神的意思。“那……我猜你觉得那有点蠢。”

“没有,我不这么觉得,”我大笑,“我喜欢这部戏,彻头彻尾喜欢。在真实世界里,那个男人会直接痛打她,取回珠宝,甚至可能会开枪射她,我比较喜欢宝莱坞版的世界。“我也是,”她说,大笑,“我喜欢那样的世界,喜欢他们用彩绘帆布和细木条拼凑出来的世界,他们……就像是在制造梦境之类的东西。我知道那戏叫人觉得煽情,但我是说真的,我喜欢这个世界,林,我不想回去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嘿,林!”有人从背后叫我。原来是昌德拉·梅赫塔,制片人之一。“耽搁你一分钟?" 我离开莉萨与那群德国游客,到一台金属起重机下见昌德拉·梅赫塔,树状的明晃晃灯光由起重机撑住。他反戴棒球帽,松紧带紧箍住头,让他的胖脸显得更圆。大肚脯下是褪色的反vis 牛仔裤,克塔长衫从上往下,几乎把大肚子完全盖住。密闭制片场有点潮湿的空气,让他汗流侠背。

“嘿,老哥,如何?我一直想见你,yaar 。”他说话的声音让人觉得别有居心。“我们去外面透透气,我热得快把他妈的红利都烧光了,yaar 。

我们在金属圆顶建筑之间漫步,穿着戏服的演员和拿着道具、器材的男子,与我们擦身而过。途中,九个漂亮的跳舞女郎,身穿怪异的羽毛戏服,经过我们身边,要去某个隔音摄影棚。我不禁转过头去,身体健止民着转,最后竟往回走了一小段。昌德拉·梅赫塔连正眼都没有瞧她们一眼。

“嗯,林,我想跟你谈的是……”他说。我们走着时,他轻碰我手肘。“是这样的,我有个朋友,是个生意人,在美国有不少生意。Achaa (嗯),怎么说呢··… 他碰上卢比换美金的现金流问题,yaar 。我很希望你·一有人告诉我,现金不流动时,你帮得上忙。”“我想,那笔现金应该换成美金,流动才顺畅?"“对,”他微笑,“很高兴你了解他的问题所在。

“回堵的情形有多严重?"

“哩!我想大概一万块应该就能打通。

我把哈雷德·安萨里目前的美元汇率告诉他,他同意那条件。我跟他谈好,隔天在制片场见他。我要他把那些比等值美元还要大捆的卢比纸钞放在软背包里,等我骑摩托车去收。我们立刻握手成交,想着我所代表的那个人:阿布德尔·哈德汗大人,昌德拉或我都绝不会提到他名字的那个人,我握手时施加了让对方稍不舒服的力道。我只是要让他感到微痛,隐约的些许疼痛,但那使他更加专注地注视我和善微笑上面冷酷的眼神。

“昌德拉,如果你知道会把事情搞砸的话,就连试都不要试。”我警告道,被捏疼的感觉从他的手上传到他眼睛里。“没有人喜欢被耍,特别是我那些朋友。

“呢,当然不会,巴巴!”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,但难掩眼中的惊恐之色。“没问题,Koi bahlnahi !放心!我很感激你能帮我,我的……怎么说,帮我的朋友解决问题,yaaro 我们慢慢走回隔音摄影棚,发现莉萨和昌德拉的制片同僚在一块。“嘿,老兄!你行的!”克利夫向我打招呼,抓住我的手臂,把我拉往夜总会片场的那些桌子。我望向莉萨,她只是举起手,向我示意:你自己看粉办吧,老兄。“怎么回事,克利夫?"“我们还需要一个男的,yaar 。需要一个男的白人,坐在那两个可爱的女孩中间。”“呢,不要。”我不肯,想挣脱他的手,又怕会伤到他。我们来到桌边,那两个德国女孩站起来,伸手把我拉往她们中间的位子。“我不行!我不会演!我怕镜头!我不要!" " Na , komm'schon! H?r'auf ! " (得了吧,拜托!)其中一个女孩用德语说,“你昨天不是才告诉我们这有多容易,na ? "她们很迷人。我挑中他们那帮人,因为他们全是健康迷人的男女,那笑容正在诱惑我加入。我突然想到那代表什么意思:身为澳大利亚通缉要犯的我,顶着逃亡身份,在至少十个国家约三亿人会看到的电影里竟然饰演一角,那可是件既蠢又危险的事。

“呢!有何不可。”我耸耸肩。

克利夫和舞台工作人员后退,演员各就各位。明星昌基·潘迪是孟买人,英俊、健美、年轻。我在跟印度朋友看过的一些电影里看过他,发现他本人比银幕上更英俊、更有观众缘,教我颇为惊讶。一名化妆助理举起镜子,让昌基梳理他的三千烦恼丝。他凝视镜子,眼神之专注,就和外科医生在执行复杂而重要的手术过程时一样。“你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,”其中一个德国女孩小声对我说,“这家伙花了很多时间,才学会跳这场舞。他NG了好多次,每次一NG,拿着Spiegel……就是镜子的那个矮子就会跳出来,然后我们就看着那家伙再把头发梳一遍。如果把那些NC 画面和那个矮子拿着镜子让那家伙梳头发的画面全拍下来,我告诉你,光是那样,就能拍成一部卖座喜剧。”

摄影师一眼对着镜头,定住不动,导演站在他旁边,对灯光组人员下达最后指示。导演助理一个手势,要求全场安静。摄影师宣布开拍。

“音乐!”导演下令,“开拍!"几只体育馆级的大喇叭放出音乐,在片场发出砰然巨响。那是我听过最大声的印度电影音乐,但我喜欢。姬米·卡特卡尔等所有舞者,以夸大的动作走上人造舞台。

姬米从舞台一边轻快地走到另一边,再一一走过每张桌子旁边,全程跳舞,配合音乐对嘴唱歌。男主角加入共舞,然后扮演警察的演员出现,男主角钻到桌下。这场戏在整部电影里只占五分钟,却花了一整个早上排演,花了大半个下午拍摄。我的演艺处女作,其实只出现在两个一闪而过的画面。当姬米跳着整套诱人的舞步,停在我椅子背后时,镜头有两次捕捉到我开心的微笑。

我们叫了两辆出租车送那些外国游客回去,莉萨坐我的摩托车回城里。那是个相当热的傍晚,她脱掉外套上车,扯掉长发上的发夹。她双手环抱我的腰,脸颊贴在我的背上。她是个好乘客,是那种绝对信赖驾驶的骑车本事,而且将自己与驾驶的身体融为一体的乘客。隔着我的白色薄衬衫,我感觉到她紧贴在我背上的胸部。我的衬衫迎着暖风敞开,她的双手抓着我腰部紧实的皮肤。我骑摩托车从不戴安全帽。后座扣有一只安全帽,供乘客使用,但她选择不戴。当我们等车子过去或转弯而停下,强风偶尔会把她长而卷的金发吹到我肩膀上,吹进我嘴里。马鞭草花的香味,在我唇上久久不散。她的大腿轻轻贴着我,好似准备或威胁要使出她大腿所有的力气夹住我。我想起记忆中的另一双大腿,那晚在卡拉屋里,贴在我手掌上柔滑如月光的肌肤。就在这时,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在摩托车停下等红绿灯时,她开口说话。“那个小孩后来怎么了?"“哪个小孩?"

“那天晚上跟你在一块的那个,记得吧!在卡拉家里。”

“他很好。我上礼拜在他伯父家里见过他。他长大很多,长得很快,现在在上私立学校。他不喜欢学校,但他最后会接受的。”

“想他吗?"

绿灯了,我换档,催油门,驶进十字路口。我没答话。我当然想念他,他是个好孩子。但我也想念女儿,想念妈妈和我所有的家人。我想念朋友,想念我所有的朋友,在绝望的那几年里,我认定不可能再见到他们。对我而言,想念我所爱的人,犹如在哀痛死去的人,而且还更悲惨许多。因为,就我所知,他们都没死。我的心,有时是满布墓碑的墓园,而石碑上一片空白。每个夜晚,独自一人在屋里时,那份哀痛和想念往往压得我透不过气。梳妆台上有一叠叠钞票,有刚伪造好的,可送我到任何地方的护照。但我无处可去。不管到哪里,都见不到我心爱的人,那些失去联系或永远消失的人。因此,不管到哪里,都没有意义,没有归属,没有爱。

我是逃犯,已从人间蒸发;我是失踪者,在行动中失踪。但在我逃亡的心灵里,他们才是失踪者。在我逃亡期间,失踪的是我曾熟悉的那整个世界。逃亡之人奔跑,忍痛想毁掉过去,想连带毁掉所有蛛丝马迹,那些会泄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、来自何处、哪些人曾爱过他们的痕迹。然后他们跑进自我弃绝的境地,以求存活,但总是失败。我们能否认过去,但无法躲避过去的折磨,因为过去是个会说话的影子,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,时时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,直到我们死去为止。

我们骑着车,从满天晚霞的傍晚,骑到蓝黑的夜幕升起。我们随着海风冲进光的隧道,落日的长袍从这城市的肩上滑落。莉萨的双手在我坚实的皮肤上移动,像是海水不断袭来,波涛汹涌。在我们共骑时,有那么片刻,我们合而为一,成为一个欲望,一个以妥协收场的承诺,一张品尝涓滴流下的危险与喜悦的嘴。然后某种东西,或许是爱或恐惧,在渐暖的风中低语,驱策我做出选择:这是如此年轻、自由,好像你将永远这般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不进来喝杯咖啡或什么的?”她问,站在她公寓门口,手拿着钥匙。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跟卡维塔说的那个故事,她真的很感兴趣,贫民窟那两个女孩的故事。那两个死而复生的女孩,她就讲了这些,蓝色姐妹花,她如此称呼她们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,但那名字取得很棒。”

她在找话说,把我留住。我凝视她天蓝色的眼睛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

两个小时后,我毫无睡意,她吻别时嘴唇的温润犹存,所以电话铃响时,我不觉得诧异。

“你能不能立刻过来?”我拿起电话时,她说。

我没出声,努力想找个欲拒还迎的说辞。

“我找过阿布杜拉,但他没回。”她继续说,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有屈服、惊吓和茫然。

“怎么了?发生了什么事?"

“我们碰上麻烦了,有麻烦事……”

“是毛里齐欧?你没事吧?

“他死了,”她小声而含糊地说,“我杀了他。”

“还有别人在吗?"

“别人?”她含糊重复道。

“还有其他人在那里,在你公寓里吗?"“没有。我是说,有,乌拉在这里,还有他在地板上。那是……”

“听好!”我以命令的口吻说道,“锁上门,别让任何人进来。”

“门被撞坏了,”她小声说,声音愈来愈微弱,“他破门而入时,把锁撞坏了。”“好,拿东西顶住门,椅子或什么的。门不要开着,等我到。”

“乌拉很慌张,她……她很难过。”

“不会有事的,一定要堵好门,别打电话给任何人。别跟任何人讲,别让任何人进来。饱两杯咖啡,多放点牛奶和糖——四勺,和乌拉坐下来喝。如果她需要,给她一杯烈酒。我这就去,十分钟内会到。撑下去,保持冷静。”

夜里,我骑上摩托车,穿过拥挤的街道,蜿蜒驶入通亮的灯海中,脑中一片空白,没有恐惧,没有忧虑,没有兴奋的颤抖。用安全的最大速度狂级,每次换档都猛催油门 ,让转速表的指针一下子就跑到最高转速的红区。而那正是卡拉、狄迪耶、阿布杜拉和我,我们每个人,正在做的事,只是每个人的做法不同。我们都正以安全的极速在狂帆生命,还有莉萨,以及毛里齐欧,都正在让指针转到红区。

在金沙萨,有个荷兰佣兵告诉我,他唯一一次不再恨自己,是在他面对的危险变得极大,大到他在不假思索或毫无感觉的情况下,马上付诸行动的时候。我真希望他没跟我说过这句话,因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。那一晚我骑车咫车时,心中平静得几乎像是不起一丝涟漪的湖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