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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顾颉刚自传》我怎样脱离了国民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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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年轻时,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、有希望的政党。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,停灵在社稷坛,我去瞻仰他的遗容,又读了他的《三民主义》,心悦诚服到极度。国民革命后,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,感动得流泪,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。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,我自省没有政治才,我不愿参加政党,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。到了中山大学,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,然而并不做党员。

1936年,我为办民众读物,到南京捐款。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,一班官员,自然奉命唯谨,所以捐不到多少钱。只有朱家骅说:“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,是极重要的一件事。由你出来做,更好。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,只是有一桩,你须得入党,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。”我为要事业成功,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,就答应了。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,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,立刻做了正式党员。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。可是我虽入了党,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。

在这里,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。当民国初年,北大设有预科,分甲、乙两部: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,读英、法两种文字;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,读英、德两种文字。朱氏初到北大,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,那时我已入本科,不曾相识。后来他留德归来,任北大地质系教授,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,难得见面。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,也使他注意到我。国民革命时,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,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。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,受了购书的任务,一共花了10万元,得到五六十万册,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。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,颇使他惊讶。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,到杭州,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,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,说:“送他书也不要,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,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。”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。他虽做厅长,仍兼中大副校长,隔几个月来一次,我向他请求设备费、印刷费,他无不批准,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。到1929年,我要离开中大,他一定不答应。但因他不在广州,没法阻挡我的行程。我终于到了燕大,他也没奈我何。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,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,而把我拉进了党。

⋙顾颉刚在重庆北碚。

1941年,我在齐大,他连来许多函电,要我到重庆去办《文史杂志》。我很奇怪,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,我辞谢不去,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。恰巧在这时候,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,我想:成都既不可留,还是到重庆去罢,就于“大隧道惨案”那一天飞去了。见面之后,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,他说:“抗战以来,物价日高,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。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,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,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。”我又问他:“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?”他说:“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,却是纯学术性。以前卢逮曾主编,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,决不能编好,所以非请你来不可。”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,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,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。社长是叶楚伧,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。叶氏多病,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,我只见了一次。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,开头是够用的,但后来就越过越难。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,他又是一个标准的“官僚派”,气味不相投,我就不愿去看他。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,他老是不理,所以《文史杂志》的稿费愈来愈低,落到水平线以下,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,好稿子也没得来了。大约吴氏受了“二陈”的暗示,要逼我自请停办,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,还撑得下去。直到1945年2月,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,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,经费才真的停了。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,这杂志没有停。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,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。直至金圆券发行,市场大乱,书肆无法再出,然后咽了气。

“二陈”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。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,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,已见前章。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,要逼倒《文史杂志》,可说是第二次。我对“二陈”,向来不熟,无恩无怨。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,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,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。所以有一年,“中全会”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,他们就造谣言,说:“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,新任是顾颉刚了。”有人来告我,我莞尔道:“连一个小小的《文史杂志》社还办不好,哪能管教育部!”

朱氏要我到重庆,并不专为编《文史杂志》,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。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,他自兼主任委员,要我做副主任委员。我说:“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,但我是半路出家,不懂得边疆语文的,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,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?他是懂得蒙、藏文的,又是蒙古史专家。”他听了我的话,趁着到成都的方便,亲自到韩家去访问,回来对我说:“我很感谢你,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。但他正患肺病,应当静养,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?”我没法拒绝,只得应承。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,请了许多蒙、藏、阿拉伯、暹罗、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,先译《三民主义》,次则准备译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,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。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,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,我不能常到会里去,一星期只到一两天,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,他是C. C. 系的分子,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,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,工作就很难推动。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,但他太忙了,平均一天见80个客,夜中看100多件公事,又有开会交际等务,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。我觉得,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,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。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,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。

到重庆不久,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,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。我说:“我是北大出身,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,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,恐怕又闹出麻烦来。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,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?”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,我们筹划出文史哲、科学、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,可是不久就碰了壁。顾氏本是改组派,属于汪精卫一系,抗战起后住在香港。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,他竭力反对,为避免汪氏的拉拢,便迁居到重庆。蒋氏要他做官,他不肯,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。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,十年没有做事,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,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,论理,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。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,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,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,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,总想把C. C. 系统一全国大学。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,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,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,教他们闹起风潮来,就把徐氏逼走。中央大学,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,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,势不可挽回。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,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. C. 系统之下。于是他就用“经济封锁”的办法来对付他。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、临时费为副,但到这几年,币值惨跌,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,经常费已不足轻重。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,中大校舍毁坏甚多,要重行修建,到教部请款。教部批道:“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,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。”待到完成,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。第二年,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:“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,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,俾不致耽误其学业。”顾氏遵了他的命令,增加名额四百。到快开学的时候,教部又派了400名来。既增出800名之多,课堂、宿舍、饭厅等不够用,又该盖房子了;学生既多,教员也必增请,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。再去请款,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,到造好时依然不付。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,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。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,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。他无可奈何,去见蒋氏,请求辞职。蒋氏问他原因,他说明前情,蒋说:“这有什么困难呢,只要你来一个呈文,由我批交国库,发出就是了!”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,就去了一个呈文。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,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,再无回音。蒋氏事忙,早已忘记。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,他决绝辞了职。自1941年秋,到四三年春,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,天天做无米之炊。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,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,教员上了两堂,口渴了,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。学生亦然,和教员做了茶侣。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,只得永远不喝水了,因此害病的非常多。我主持了出版部,只买了一架石印机,印些有插图的讲义,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。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,但过不了几天,因为穷得无奈,又索还了。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,就和顾氏同了进退。

1941年,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。这件事关系史学,常有人提起,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。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,曾引《说文》的“禹,虫也,从禸,象形”及“禸,兽足踩地也”,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。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,不足奇怪。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“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”,博得大家的一笑。这是意见不同,也无所谓。到那时,一天晚上,顾毓琇来,问我:“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?”我说:“禹是神话中人物,尚不必有其人,何从考出他的生日。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、理、茂、汶等地方,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,祭祀祷赛很热闹,这是见于地方志的。”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,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。过了些时,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“工程师节”,报纸上出有特刊,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,说:“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,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,是六月六日,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‘工程师节’。”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。禹以六月六日生,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,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,何劳我的考证。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!嗣后,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,说我“既说禹为虫,又考出他的生日来”,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。实在,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!

为了我在陪都,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。自1941年至四七年,经过三次改选,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,居然不曾除名。我刚去时很热心,着力做了几个提案,也曾被通过,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,向来是不执行的,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,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。我认识了这种情形,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。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;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,就是“书面答复”,一经书面答复,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,滑过去了。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,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,大量添设学校,安置他的私人;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,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,为将来控制选举,扩充C. C. 势力的准备。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,只有滥竽升格,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,上年已给会中质问,他无可答复,保证此后不再添设。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,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,经费十分充足,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,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,教员没有功课开,就尽管拿钱不做事;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,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。我质问他,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?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?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。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,席散后,他避人责我:“顾先生,要是你不是国民党,你不妨这般质问我。但你是国民党,就不该这样!”我说:“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,我们只该就政论政,有什么党不党呢!”有一次,蒋氏招待茶点,请大家表示意见。有一位老先生,站起来不客气地说:“现在文官、武官都是贪污,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亲贵还厉害,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!”蒋氏即勃然大怒,说:“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?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,亦何至像亲贵和军阀,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!”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,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,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,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,不怕人家的告发。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,满生了白蚂蚁,已蛀得空空的,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。我既没有和你们一同误国,何必和你们一同担负误国的责任,所以我决心退出来。胜利之后,熊式辉要我做东北行辕教育处长;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东北特派员,其后又要我做社会教育学院院长;顾祝同要我做江苏学院院长,我都坚决地拒绝。1946年国民大会把我的名字列在“社会贤达”类里,我一报到就走,到复旦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上课;后来他们催得紧了,才在临闭会的时候去了几天。待到第二年为了选总统而选国大代表,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东区的教育界候选人里面,社教院的先生们对我说:“只要你请吃一次茶,我们都选你。”但我摇头说:“我决不竞选,谢谢诸位的好意!”因此,就没有当选。可是后来看见政府印出的代表名录上,却有我的名字,这太奇怪了。

学校里的同事和我争名,千方百计来打倒我。政府里不然,要把名送给我,什么会议都挂上我的一块牌子,但不要我做事,也不用我的计划做事。这两种滋味在这二十余年里我尝够了,我也尝厌了,我决计退出。所以1947年国民党举行重新登记,凡未登记的都算脱党,我就不去登记,我脱离了国民党,精神上是怎样的松快!

想不到解放之后,一般人以“献九鼎”做成我的罪状。这事我在别处不辩,但在这自传里要说个清楚。1943年1月11日,中英、中美另定新约,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,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事,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。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,并由民生厂铸铜鼎九座献给蒋氏致敬。因为我在中大,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,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钎善作文言文,我交给他做了。铭文中有“亲仁善邻,罔或予侮。我士我工,载欣载舞”的话,也是实在的情形。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,说明不是我作的,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,仍写了我的名字,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。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,又不出于我的设计,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,连照片也没有见。哪知隔了六年,忽然旧事重提,说我献鼎。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?倘使我存心迎合,我岂不是早做了官?再说,当时国、共合作尚未决裂,共产党尚喊“拥护蒋委员长”的口号,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,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。拿这件事来攻击我,并不能使我“内疚神明,外惭清议”。

总之,我的一生是虚名误了我。拉拢我的人并非真为我有才,乃是因为我有名,要我在他们的锦上添一朵花。攻击我的人也不是真为我有罪,乃是因为我有名,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个钉。真正知我的人,真正要用我的人,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,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,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