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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居正大传》第三章 休假三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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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三十三年,居正请告归江陵,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。在这一年,俺答还是不断地向大同进攻。东南方面,倭寇的侵扰更加积极。由太仓溃围的残贼,夺海船再入江北,大掠通州、海门、如皋这一带,前锋直到山东境上。江南一带、海盐、嘉兴、嘉善、松江、嘉定,到处都是倭寇。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正在积极地堵御。到冬天,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奏,倭寇猖獗,请祷祖东海,镇压暴寇。异想天开的对策,从专事斋醮的世宗看来,正是合理的策略。赵文华奉命南行,沿路骚扰,一面上疏弹劾张经,不肯办贼。张经正在调兵杀敌,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,斩贼一千九百的时候,赵文华上疏的结果也揭开了。张经被逮入京,不久李天宠也被逮,十月间,二人弃市,附带着杨继盛也趁此被杀。弹劾严嵩的和不善伺候文华的,得到同样的结果。这是当时的政治。东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敌人同时进攻,这是当时的情势。这一个有抱负、有主张、有办法的三十岁的青年,已经退出政治生活,在诗酒往还中消磨他的岁月。

居正《先考观澜公行略》,自称“甲寅,不肖以病谢归,前后山居者六年,有终焉之志”。六年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为止,只是一个大概的计数。其实三十六年,居正已经销假。《种莲子戊午稿序》(1)称“往甲寅,不佞以病谢归”,又称“丁巳,不佞再泰朝列”,可证。实际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,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悠闲生活。三十七年便道归家,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,连同以前的时期,称为前后山居者六年。

敬修《文忠公行实》对于前期三年的生活,有以下的记载:

三十三年甲寅,遂上疏请告。既得归,则卜筑小湖山中,课家僮,插土编茅,筑一室,仅三五椽,种竹半亩,养一癯鹤,终日闭关不启,人无所得望见,唯令童子数人,事洒扫、煮茶洗药。有时读书,或栖神胎息,内视返观。久之,既神气日益壮,遂博极载籍,贯穿百氏,究心当世之务。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,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,翛然无当世意矣。

周圣楷《张居正传》亦称“终日闭关不起,人无所得望见,久之,益博极载籍,通当世之务”,当然是根据敬修之言。《明史》本传对于此节,完全略去。其实居正的生活,并不这样恬淡。诗集、文集里面,留下许多断片,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消遣岁月。

在这个阶段里,他有过许多的游宴,最后在三十五年游衡山,生活中有过不少的波澜。但是最使他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。《登怀庾楼》(2)有这几句:

但恐濛汜夕,余光不可留,风尘暗沧海,浮云满中州。目极心如惄,顾望但怀愁,且共恣啸歌,身世徒悠悠。

这是热中。居正对于整个的政局搁不下:自己没有机会把握政权,但是眼看政权落在人家手里,国家踏上不幸的命运,真是万分的不甘。《修竹篇》(3)又说:

永愿老烟霞,宁知劳岁移,但畏伶伦子,截此凌霄枝,裁凿岂不贵,所患乖天姿。亭皋霜露下,凄其卉草衰,愿以岁寒操,共君摇落时。

这好像是恬淡了,然而还是热中。历史上的政治家,常常在热中的情绪上,蒙上一层难进易退的色彩。其实真真有抱负的人,用不到这样地做作。长沮、桀溺耕田的时候,看到子路,桀溺只顾讽刺孔子,孔子怅然地说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。”他说既然是人,便得为人类谋幸福,孔子决然不肯和长沮、桀溺那样做个辟(4)世之士。这是孔子的热中。热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,用不到讳饰。居正也是不容讳饰的热中。他曾说起:“当嘉靖中年,商贾在位,货财上流,百姓嗷嗷,莫必其命,比时景象,曾有异于汉、唐之末世乎?幸赖祖宗德泽深厚,民心爱戴已久,仅免危亡耳!(5)”这是怎样的景象!在这个时期,自负清流的君子们,也许只是优游林下了,偏有不辞赴汤蹈火的人,纵在林下,还是不断地怅念,他的热中,还不值得后人同情吗?

居正又有闻警一首(6):

初闻铁骑近神州,杀气遥传蓟北秋,间道绝须严斥堠,清时那忍见毡裘。临戎虚负三关险,推觳谁当万户侯?抱火寝薪非一日,病夫空切杞人忧。

三十四年九月,俺答犯大同、宣府,十二日后,进犯怀来,北京戒严,这首诗大致指此。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: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,祈求长生;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“货财上流”;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,把整个的心力,精治青词,逢迎帝心。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,何况在野!他的心绪,只向诗集里倾泻,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贤咏叙(7):

余读《晋史·七贤传》,慨然想见其为人,常叹以为微妙之士,贵乎自我,履素之轨,无取同涂,故有谤盈于一世,而独行者不以为悔,沈机晦于千载,而孤尚者不以为闷,斯皆心有所惬,游方之外者也。夫幽兰之生空谷,非历遐绝景者,莫得而采之,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;和璞之蕴玄岩,非独鉴冥搜者,谁得而宝之,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。盖贤者之所为,众人固不测也。况识有修短,迹有明晦,何可尽喻哉?今之论七贤者,徒观其沈酣恣放,哺啜糟醨,便谓有累名教,贻祸晋室,此所谓以小人之腹,度君子之心,独持绳墨之末议,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。尝试论之。《易·翼》有言:“天下同归而殊涂,一致而百虑。”故语默不同,其撰一也,弛张异用,其旨归也。巢、由抗行,稷、契宣谟,并容于尧代;箕子佯狂,比干死诤,俱奖于宣尼,岂有异议哉!余观七子皆履冲素之怀,体醇和之质,假令才际清明,遇适其位,上可以亮工宏化,赞兴王之业,下可以流藻垂芬,树不朽之声,岂欲沈沦滓秽,无所短长者哉!

等待吧,到了“遇适其位”的时候,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。为国家致太平,为个人求不朽,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。

但是嘉靖三十三年,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,国家大事,只有交付给“货财上流”的政府,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“沉沦滓秽”的人物。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,要在外省找一片干净土,事实上不可能。地方行政,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,居正没有不知道的。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,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,荆州的情况还好,但是:

其继也,醇俗渐漓,网亦少密矣,变而为宗藩繁盛,骫权挠正,法贷于隐蔽。再变而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。又变而侨户杂居,狡伪权诈,俗坏于偷靡。故其时治之为难。非夫沈毅明断,一切以摘奸剔弊,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。(8)

事情是显然的:宗藩乱政,当然给宗藩以限制;大地主兼并土地,贫民失业,当然给大地主以制裁;机巧变诈的人多,当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。一切都在居正的眼里,但是他只是一个在野的人,尽管有加以制裁的决心,但是没有加以制裁的权势。他只有种田了,一篇《学农园记》,写着他的生活:

余少苦笃贫,家靡儋石,弱冠登仕,裁有田数十亩。嘉靖甲寅,以病谢,自念身被沈病,不能簪笔执简,奉承明之阙,若复驰逐城府,与宾客过从,是重增其戾。乃一切谢屏亲故,即田中辟地数亩,植竹种树,诛茆结庐,以惬息其中。时复周行阡陌间,前田夫、佣臾,测土地燥湿,较穜稑先后,占云望祲,以知岁时之丰凶。每观其被风露,炙熇日,终岁仆仆,仅免于饥;岁小不登,即妇子不相眄;而官吏催科,急于救燎,寡嫠夜泣,逋寇宵行;未尝不恻然以悲,惕然以恐也。或幸年谷顺成,黄云被垄,岁时伏腊,野老欢呼,相与为一日之泽,则又欣然以喜,嚣然以娱。虽无冀缺躬馌之勤,沮、溺耦耕之苦,而咏歌欣戚,罔不在是。既复自唯,用拙才劣,乏宏济之量,唯力田疾耕,时得甘膬以养父母,庶获无咎。(9)

田赋以外,还有商税。洪武十八年令:“各处税课司局商税,俱三十分税一,不得多收。(10)”这是一个原则,但是原则是原则,执行是执行,商税的额外苛求,无形转嫁,更加重一般人民的负担。这也在居正的眼中。他说:

异日者,富民豪侈,莫肯事农,农夫藜藿不饱,而大贾持其盈余,役使贫民。执政者患之,于是计其贮积,稍取奇羡,以佐公家之急,然多者不过数万,少者仅万余,亦不必取盈焉,要在摧抑浮淫,驱之南亩。自顷以来,外筑亭障,缮边塞,以捍骄虏,内有宫室营建之费,国家岁用,率数百万,天子旰食,公卿心计,常虑不能殚给焉。于是征发繁科,急于救燎,而榷使亦颇骛益赋,以希意旨,赋或溢于数矣。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,则莫若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;欲民用不困,则莫若轻关市,以厚商而利农。

周子曰:“即如是,国用不足,奈何?”

张子曰:“余尝读《盐铁论》,观汉元封、始元之间,海内困弊甚矣,当时在位者,皆扼腕言榷利,而文学诸生,乃风以力本节俭。”其言似迂,然昭帝行之,卒获其效。故古之理财者,汰浮溢而不骛厚入,节漏费而不开利源;不幸而至于匮乏,犹当计度久远,以植国本,厚元元也。贾生有言:“生之者甚少,靡之者甚多,天下财力,安得不困?”今不务除其本,而竞效贾竖以益之,不亦难乎?(11)

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,但是对于政治,他的主张已经很清楚地留下一个轮廓。要解除民众痛苦,便得减轻负担。嘉靖三十年来最大的负担:第一是对外的国防经费;其次是皇宫的建筑。在政治方面有抱负的人,对国防,对皇室,都要有一番布置。居正看清楚了,慢慢地在伺候他的机会。

在他休假三年的当中,辽王宪是一个往还甚密的同伴。真不幸,这两个同年同岁的人,眼看他们的命运,永远纠结在一处。毛妃死了,宪自由了,在辽王的崇衔以外,他是清微忠教真人。这是一重保障,对于崇奉道教的世宗,他是一个彻底的同道。修道只是一个名义,宪最喜欢的还是女人,是游戏。亲王是不许擅自外出的,但是宪有时会到数百里以外,追求他的爱好,谁也管不着。你管得着皇帝的同道辽王殿下吗?居正回家,宪又添了一种欢愉,他虽然不是什么游朋浪友,但是既是翰林院编修,诗是一定会做的了。宪也喜欢作诗,嬲着居正作诗。唱和、催句,凡是酸秀才爱做的事,都做到了。在喝酒、追女人这一类的生活以外,又添一种新的娱乐,这可够宪高兴了。居正数到当日祖父被宪灌酒的创痕,料不到自己又身受这催诗的虐政。一切且忍耐着,他只得抽取空闲的时间,追陪这一个自命曹子建、李太白的辽王殿下。辽王自然有辽王的诗才。居正曾说:

盖天禀超轶,有兼人之资,得司契之匠。其所著述,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,自不外于矩矱。每酒酣赋诗,辄令坐客拈韵限句,依次比律,纵发忽吐,靡不奇出。或险韵奇声,人皆燥吻敛袂,莫能出一语;王援毫落纸,累数百言,而稳贴新丽,越在意表,倾囊泻珠,累累不匮。(12)

这是一种讽刺。所谓“越在意表”“靡不奇出”,当然是一种不上家数的态度。但是居正还得和他唱和。一杯苦酒,只得慢慢地咽下。诗集有《同贞庵殿下、李罗村饮述斋园亭》(13)《味秘草堂卷为贞庵王孙赋》(14)《和贞一王孙八岭山韵》(15)《赠贞庵王孙二首》(16),贞庵即贞一。又诗中屡言“瑶章惊锡蓬莱阙,羽节高悬太乙宫”(17),“江上初闻小有洞,年来不住大罗天”(18),显然是指宪。李罗村名宪卿,湖广巡抚,嘉靖三十六年,擢左副都御史,总督湖广川贵,采办大木,开府江陵。

居正文集里有两篇关于辽府的文章:一篇是《辽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铭》(19),一篇是《王承奉传》(20)。墓志铭是休假中作的,对于宪称为“英敏聪达,才智绝人”。《王承奉传》作时,居正已经还朝了,直言“王聪敏辩给,而嗜利刻害,及长,多不法,常出数百里外游戏,有司莫敢止”。斗争已经开始了,当然用不到讳饰,这是后事。在休假中,居正对宪,还是妥协。对于辽王的不法,一句没有提到。甚至宪的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,也没有说。《王承奉传》便尽情地揭露,并且指出在呈报的时候,照例应由承奉正署名,但是在王大用(21)拒绝以后,宪偷偷地把承奉印盖上,其后大用竟因此气死。一切的事,居正在应酬唱和中,都看在眼里。直到隆庆二年,才得到结束。

休假之中,居正曾经一度到过武昌。《贺少宰镇山朱公重膺殊恩序》(22)称“今年愚承乏,与得阳董公偕,得辨材省中”,即指其事。镇山朱公即朱衡,浔阳董公即董份。

最使居正感兴趣的,还是衡山之游,文集有《游衡岳记》《后记》两篇(23),诗集便有十篇左右。居正自言:

余用不肖之躯,弱冠登仕,不为不通显。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,每值山水会心处,辄忘返焉,盖其性然也。夫物惟自适其性,乃可永年,要欲及今齿壮力健,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,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,游目骋怀,以极平生之愿。今当发轫衡岳,遂以告于山灵。(24)

这一次的旅行,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,同游者有应城李义河、湘潭王会沙、汉阳张甑山,山中盘桓八日,下山后遇长沙李石棠。他们看到岳庙、半山亭、祝融峰、观音岩、上封观、兜率寺、南台寺、黄庭观、方广寺、二贤祠。录两诗于次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