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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军统教父戴笠》第十二章 人微言轻 小戴笠韬光养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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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振亚道:“我救不了你。你从窗口逃走吧,跪我也没用。”

戴笠被沈振亚提醒,爬起来,从后窗跳出,越过几堵墙,终于脱离了危险。

骑兵营再也待不下去了,戴笠只有投靠胡靖安这条路了。其实,蒋介石并不在上海,一直在南京没动,那是戴笠为了欺骗学生代表随便说的假话。

戴笠来到南京,在蒋介石的官邸找到侍从室。胡靖安见了,老远问道:“戴笠,你不好好学习骑马,跑到南京来干什么?”

戴笠也不言语,径直走到胡靖安身边,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,声泪俱下道:“胡副官,你要救我!”

胡靖安吓了一跳,道:“怎么?是不是违犯军纪了?”戴笠道:“那些人不知通过什么方法,都知道是我所为。这些人大多返回军校,把我当敌人似的,处处打击报复。有些人还私下密谋要将我处死。结果他们联合起来,设下圈套,硬要陷害,说我贪污军饷,还有人昧着良心作伪证,我一个人奈何他们不得,本想一死了之,不想营长沈振亚还有点人性,把我私放了。现在军校再无我立足之处了,又无其他去处,只求胡副官念在过去情分上,给我指一条出路,当牛做马,我都会报答你的恩情。”

胡靖安一听,信以为真,道:“你且起来吧,我替你想想办法。”

戴笠见胡靖安已经答应,爬起来。待胡靖安一走,用衣袖擦拭一下挤出的眼泪。

一会儿,胡靖安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,道:“你的事我已禀报校长,他对你的遭遇颇为同情,指示我对你负责。唉,本来我并不要人,念在以前的情分上,我姑且收留你,给你一个吃住的地方,其他就靠你自己的造化了。”

戴笠当面连连称谢,待胡靖安离开,眼一瞪,冲着他的背影啐道:“呸,看你神气到何时,将来老子定会骑在你头上!”

自此,戴笠在胡靖安手下,无职无权,每天主动去搜集情报,回来后一一呈给胡靖安。这段时间,由于胡靖安没有直接按蒋介石的意图给他规定方向,以致搜到的情报没有多大价值,有时搜到一两件有价值的情报,一转手,就变成了胡靖安的功劳。

但此时的戴笠也只能如此,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,不仅不敢跟胡靖安争功,而且还得装出对胡靖安感恩戴德的样子。为了装得像,戴笠还经常跑去胡家,给胡靖安抱小孩,有时小孩拉屎拉尿在他身上,他还要说:“我最喜欢这个小侄儿,将来一定有出息,超过他爸爸。”

此时,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,还有一个广东海南人蔡劲军,他和胡靖安同样受到蒋介石的宠幸。戴笠在巴结、讨好胡靖安的同时,大拍蔡劲军的马屁,得心应手,左右逢源。

戴笠是半途脱离黄埔军校的,按规定,应作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,这样一来,对自己的前途就会大有影响。戴笠向胡靖安请求,再由胡靖安出面和蒋介石说情,戴笠的学籍才保住。

话说蒋介石此时在政治上的处境并不十分乐观,一方面,他虽在南京设立政府,但汪精卫也在武汉设立政府与之对抗;另一方面,在南京政府内部,新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自恃帮助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建立南京政府立下汗马功劳,不肯对他称臣。蒋介石目睹桂系的势力日见壮大,尾大不掉,于是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剿灭桂系。

何应钦得到密令,并未执行,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,暗忖:蒋介石与李宗仁实力不分上下,若要应战,没有必胜的把握,加之自己与白崇禧交情颇深,这命令还是不执行的好。

通过内线,李宗仁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灭桂计划,迅速加紧各方面的反蒋势力,准备找准机会对蒋发难。恰在此时,何应钦因迟迟不执行命令,被蒋察觉,两人的关系日趋恶化。这机会给桂系抓到了,利用白崇禧与何应钦的关系进行挑拨,遂使何应钦倒戈,逼蒋介石下野。

蒋介石下野后,国民党各派顿失重心,于是又变成互相火拼、乱杀一气的局面。蒋介石则利用矛盾,挑拨是非,纵横驰骋,进退自如。等到汪精卫、胡汉民、新桂系杀得精疲力竭时,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的一股平衡力量。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出后,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,先后赶走了汪精卫、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领袖。至1928年3月7日,他先后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将党政军大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然后痛定思痛,总结了8月“逼宫”事件的教训,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“倒戈”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、制敌先机。于是,蒋介石决定成立情报组织,核实情报人员,增加耳目,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。

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。1928年2月23日,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蒋介石为组织部长,陈果夫为副部长。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、海外组织科、举人组织科、编审科、调查科、总务科等。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,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。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,是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、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,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,曾留学美国。

除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,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。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,还准备任命数十名侍从为联络参谋。

得到这个消息,胡靖安念及戴笠平时拍马屁有功,有意给点好处于他,在蒋介石面前道:“校长,如果您要选拔情报联络参谋,戴笠倒是位不错的人选。”

蒋介石道:“你说的就是那个在骑兵营当学员的戴笠吧,他现在在干吗?”

胡靖安道:“正是他。他现在没有正式的职位,自动在外搜集各类情报,可卖力了。”

蒋介石此时所戴的假牙松了,用舌头在嘴里抵来抵去,弄好了,才与胡靖安说话:“这个戴笠还算乖巧,曾要求到我身边来当差,我没有答应。”

胡靖安道:“他对您可忠心了,在下面逢人就宣传校长英明伟大,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。”

蒋介石道:“噢,他是这么说的?嗯,这种人难得,大多数的人是当面说奉承话,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套。好吧,我应了你的意思。”

几天后,戴笠果然被破格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。名单一公布,胡靖安就找到戴笠,拍着他的肩道:“老兄,祝贺。”

戴笠嘿嘿傻笑道:“多亏校长的提拔与栽培。”

胡靖安不悦道:“校长那么多人不栽培,怎么就偏偏栽培你一个?嗯?”

戴笠红了脸,低下头去。

胡靖安搭着他的肩,一边慢慢地走,一边道:“这一次本来是没有你的份儿的,因为你资力不够嘛,连军校第五期的毕业证都没拿到,就算拿到毕业证,一开始也只是少尉,可你一下子就成了上尉。比如和你一起被任命为上尉联络参谋的,有一位郑介民,他是什么来头?人家是第二期毕业生,毕业后被校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,又毕业了,无论资力、学历,你都没法跟人家比。”

戴笠已经听出胡靖安的言下之意,忙道:“我知道一定是胡副官在校长面前力荐,古人道:‘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。’如此大恩,戴笠将永远铭记于心,将来一定报答。”

胡靖安这才大度地摆摆手,道:“也没什么,我不过举手之劳。最主要还是你有这个能耐,不然我再力荐,校长也不会听的。我这人其实心地是很善良的,只是嘴臭了一些。唉,人太直爽了也不好!”

第二天,蒋介石召见新任的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,无非说了一些情报工作很重要,你们都是我的耳目之类的话。

由于胡靖安的提醒,戴笠便有意和郑介民接近。一开始,两个人并不熟,见了面打个招呼,郑介民不善言辞。

戴笠凭着自己的如簧巧舌,给郑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蒋介石的官邸出来,戴笠就与他攀肩搭背,称兄道弟起来。

戴笠道:“走,介民兄,去街上喝杯酒,我做东。”

郑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,国字脸,厚嘴唇,一字眉,眼睛不大,给人一种憨厚、老实的印象,与戴笠的活泼、好动截然不同。

两人在邻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、聊天,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、身世。

戴笠很快了解到,郑介民字耀全,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(1897年),比自己小几个月。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人,出身贫寒,兄弟四人,他是最大的。因幼年丧父,兄弟又多,家无田产,勉强读完旧制小学,十岁时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。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学徒工,收入微薄,只够个人糊口。由于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,而他能写能算,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,每月收入稍多,还能接济家里一点钱。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,最初还安心,稍久便不满意起来,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,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,便想另谋出路。

1924年,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,郑介民便一心想回国从戎,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,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一期。结果黄珍吾被录取,而他却没有考上。这时,他苦闷异常,感到进退两难,想再回南洋,又怕被人取笑,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,后来得到同学邢森州的帮助,暂时住在邢家。他住了一个多月,没有找到工作,便投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学校,并积极复习功课,准备继续报考黄埔军校。当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时,他又去报考,总算被录取了。从此决心发愤读书。

说到此处,郑介民感慨道:“唉,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,是一件很不幸的事!”

戴笠放下酒杯,眼睛盯着郑介民,认真地听着。

郑介民道:“我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,马上投考了莫斯科的中国劳动大学,与康泽、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。”

戴笠问道: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学些什么课程?”

郑介民喝了一口酒,用手指抹抹嘴唇道:“主要是中国革命史、俄国革命史、政治经济学、唯物辩证学。不过这些学科只要认真钻研进去,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第二年,我就根据所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,写了一本名叫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》的书,阐明中国没有阶级,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,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观点。”

戴笠道:“听说这书出版后很得校长赏识,能不能送一本给我?我一定认真拜读。”

郑介民连忙摆手道:“惭愧惭愧,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了,是用课余时间写的,因时间紧、思想不集中,没有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。待以后写出满意的,一定奉送。”

戴笠不过随口捧他几下,并不是真心的。

郑介民接着道:“我于1927年8月初毕业回国,那时正赶上校长被李宗仁、何应钦逼下野,去了日本。我因无地方落脚,连吃饭都成了问题,只好去找贺衷寒。当时他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第六期总队长,他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。等到校长复出后,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关系很好,便要我任联络参谋,专门搞情报工作。这不是干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么?可不干也得干,这也是做人的无奈。对了,雨农兄(戴笠字雨农),我光顾自己吹牛,倒忘了问你。”

戴笠见对方是黄埔军校二期生,还留过学,出版了专著,一比较,自己就矮了半截,自卑感油然而生。很快,他不服输的本性又苏醒了,干咳了几声,道:“我呢,经历没有耀全兄那么丰富,十二岁考取秀才,本寄希望于仕途,正当饱读经书准备一显身手之时,科举制废了。只好回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二百亩山林、一百顷田地度日。我这人天生不安分,又去外面读了高小、省立第一中学。毕业后,本应考大学,可刚好潘国纲的浙一师和周凤岐的浙三师打仗,我素来信奉草莽出英雄的古训,投到浙一师当了一名连长。后来浙一师失败,我发现上海斧头帮的王亚樵是条汉子,便和他换了帖子,结拜兄弟,唉,谁想王亚樵也不过是个草莽之辈,跟了他不会有大出息,就出来在上海滩和杜月笙、黄金荣、张啸林结拜兄弟。就在这个时候,在上海金园路交易所和校长认识,才发现校长是真正的英雄豪杰,随了他才会有出息。就这样,我追随校长入了黄埔军校。”

郑介民道:“想不到雨农兄的经历如此传奇,像王亚樵、杜月笙、黄金荣等都是社会名人,非等闲之辈,与他们结为兄弟的人绝非泛泛之辈。”

戴笠见自己吹的牛皮果然征服了郑介民,心里非常高兴,道:“他们算什么?三教九流,我若和他们一般眼光,也肯定没出息,跟了校长,才叫弃暗投明。”

郑介民高兴道:“雨农兄说的是。”

戴笠道:“刚才校长在接见我们的时候,反复强调要立即行动,整顿国民革命军,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,就是要击败各派势力,掌握军权。因此,我们这些情报人员的工作就会相当艰难和重要。耀全兄千万别产生他念,希望我俩能成为校长最有用的耳目,帮助他紧盯李宗仁、何应钦。”

两个人正谈得起劲,一个人从外面匆匆走过,戴笠眼尖,一眼认出是胡靖安,遂喊道:“胡副官,你去哪里?进来喝杯酒!”

胡靖安听到有人叫他,向酒店窗口一望,发现了戴笠,立即装成很生气的样子,指着戴笠道:“原来你们在这里,找得我好辛苦,快回去,校长找你们有事!”

两位听得,顾不得还有许多酒菜没吃完,抬起屁股就走,也不管胡靖安在后,径向蒋介石的官邸走去。

在蒋介石的官邸外头,郑介民被先招进去。一开始,戴笠心里不快,认为蒋介石器重郑介民,转而一想:可能是后面的话重要,校长才最后和我说。如此一想,就平衡了。

一会儿郑介民出来,宣戴笠进去。戴笠诚惶诚恐,进得门去,连眼睛都不敢抬,垂手而立—这毕竟是第一次召见。

沉默了一阵,对面沙发上的蒋介石动了一下,仍跷着二郎腿,道:“去了哪里?怎么很久不见人来?”

戴笠心里一紧,道:“我跟郑介民研究搜集情报的事去了,所以来迟了。”这样回答的原因是估计郑介民有可能和蒋介石说了去外面喝酒。

蒋介石并未追究,口气一转,问道:“你知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?”

戴笠不知蒋介石问此话的用意,如实答道:“学生知道,第一军是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,是校长的嫡系部队。”

蒋介石道:“说得对。第一军的确是我的命根子,是我打天下的本钱,我的学生大多是好的,听我的话的。就军长何应钦不好,这一次‘逼宫’就暴露了他拥兵自重的野心。还没长几根毛出来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,要反叛我,这还了得。”

说到这里,因气愤,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开始搐动,道:“我不会便宜他的,我首先就要惩治他。第一军是我的,我要让最忠于我的学生掌握军权!”

戴笠这才听出一点点眉目来,蒋介石又道:“戴雨农,胡靖安说你对本座很忠心。这很好,我的学生都应该这样。现在,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,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。”

戴笠此刻兴奋得脑门都发热了,立正道:“学生明白,学生坚决完成任务!”

从蒋介石的书房出来,戴笠发热的头脑一冷却,马上纳闷起来,暗忖:校长说有重要任务交给我,到底是什么任务,他怎么没有明确指示呢?

这时,恰好胡靖安家的厕所堵了,要找戴笠帮忙疏堵,戴笠趁机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

胡靖安听罢,一阵大笑,道:“还说你是灵巧之人,校长的指示再明确不过了,他的指示是叫你去监视何应钦。唉,我告诉你吧,校长一般是不直接下指令的,只把大概的话说出来,让下面的人去猜。这样做有两种好处:第一,可以测试下层的应变能力;第二,可以考验下属对他的忠心程度。”

戴笠恍然大悟,红着脸道:“校长这一招果然高!”

此时,第一军驻扎在徐州,戴笠整装待命,蒋介石马上任命他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,这样一来,对他调查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就方便多了。

戴笠来到徐州,表面上不动声色,暗地里却频繁活动,利用一套鸡鸣狗盗的本领,挖空心思地了解第一军师、旅长以上高级将领的言行,然后一一记在笔记本上。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2月,戴笠通过努力,总算摸清了第一军高级将领中谁和何应钦打得火热、谁是中立立场、谁对蒋介石忠诚……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,由戴笠秘密书写出来,呈送到蒋介石手里,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就产生了。

1928年2月9日,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开完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,带着几个亲信随从,悄悄来到徐州前线,很快与戴笠接上头,秘密策划排除异己分子的行动。戴笠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禀报道:“这两天,何应钦会去郊外的山上打猎。”

蒋介石听完,认为这是最好的下手机会,马上领了亲信随从,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第一军总司令部,以总裁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,突然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,由他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。

还不等与会者反应过来,蒋介石又根据戴笠提供的名单,对何应钦的亲信予以打击,对忠于他的当场升职……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,有人报告何应钦从外面打猎回来了,蒋介石为了避免和他正面遭遇,马上派人把决定送交给何应钦。

蒋介石这招确实厉害,令中立派对他肃然起敬,倾向于他;令异己分子兔死狐悲,不敢轻举妄动;令忠诚者更加坚定立场。

第一军重新整顿后,权力已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,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第一军团的控制,戴笠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身份,留在第一军秘密活动,调查了解各级部队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应,主要注意何应钦的亲信将领的动向,一有情况,随时密报。

徐州第一军整顿完毕,蒋介石马上提出二次北伐,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奉系集团。

2月,戴笠接到急电,火速从徐州返回南京。这一次,蒋介石没有转弯抹角,直接令他先去华中、华北各地,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部的思想动态,以及张作霖的部署情况。戴笠二话没说,领取了活动经费立即行动。先到郑州、汉口、太原等地调查了冯玉祥、李宗仁、阎锡山等国民革命军的动态,然后据实相告,供蒋介石决策参谋。

蒋介石根据情报,部署好了向北进攻的行动方案,于4月7日发表《北伐宣言》,4月10日对一、二、三集团军同时下达进攻命令,开始了总攻。

然而,就在这时,蒋介石的一纸密令,又把戴笠召回了南京。

南京中山陵园,蒋介石的官邸矗立在略带寒意的冷风中。戴笠风尘仆仆从北方赶来,一早就在门外徘徊,想寻机会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搭上话。此时的戴笠,因地位不高,人微言轻,虽是蒋介石召见,但蒋介石一天要见的人那么多,说什么也不会把一个小小的情报员放在心上,如果无人通报,有时在外面坐一整天的冷板凳也是常事。去得慢了,蒋介石还会责骂办事拖拉,受了委屈也不得分辩。

自从那次在黄埔私闯蒋介石住宅以后,戴笠再也不敢冒失,第一次属于不懂事可以原谅,现在若那样,就叫作不明事理,不仅蒋介石不能容忍,连旁人都会小瞧。戴笠在外面等了好一阵,见蒋介石身边的警卫、勤务、司机、厨师、娘姨、丫鬟之类的进进出出。

这些人戴笠也是得罪不起的,每次见面,都得装笑脸赔小心,不时还得送上些小礼品。但即使这样做了,他们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戴笠。一个勤务兵提了一袋垃圾出来,抬头见了戴笠,随口对门边的警卫道:“你看,小瘪三又来了。”

警卫道:“我早看到了,不要理他!”

戴笠曾经想办法贿赂过卫兵,可自从得罪了王世和以后,王世和就用恐吓的手段不许卫兵理睬戴笠,以后,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替他通报了。

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,王世和是始终与戴笠作对的。王世和亦是奉化溪口人,他与毛庆祥、蒋的侍卫组长蒋孝先、侍从室出纳兼会计蒋和畅四人,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。王世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粗痞,其父王良鹤原是蒋母王氏的族人,早年就追随蒋介石,当过贴身马夫、勤务兵,忠实可靠。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,王世和被其父引荐给蒋,在广州先给蒋介石的小妾陈洁如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,然后进黄埔军校一期,毕业后留在蒋身边,代其父任随身侍卫,负责警卫、接待、传令等。

戴笠要见蒋介石或要进入官邸,必须经过王世和这一关。王世和以黄埔军校一期老大哥和蒋的心腹自居,历来看不起戴笠的出身和他鬼鬼祟祟的行迹。加之戴笠囊中羞涩,难以有王世和看得上的“孝敬”,只得求其次,在蒋的门房、勤务、厨师、娘姨等佣人身上下工夫,绕过王世和这一关,这更犯了王世和的大忌。王本是瞒上欺下,专横跋扈之人,现在小瘪三戴笠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弄手脚,自是怒不可遏。王世和每见到戴笠,便破口大骂,并令人将他赶走。戴笠虽对王世和恨之入骨,但只得忍气吞声,打掉牙往肚里咽。每见到王世和,便避之如见瘟神。

如果蒋介石身边都是王世和一类的人物,戴笠这一辈子算是完蛋了,幸亏还有一个毛庆祥一直很同情他。

毛庆祥是浙江奉化人,曾赴日本、法国留学。北伐时,由其父介绍任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,凡军政大员的任务、作战命令的颁发,以及蒋与多方联络通信,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,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。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,于是就拼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工夫。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,戴笠无不想尽办法去办。

一开始,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并不在意,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,做事极勤奋,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,便有所感动。加之戴笠的情报确有价值,也就愿意代为转呈。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,随接随呈。因而戴笠的情报总是能及时反馈,往往要比别人快。蒋介石对戴笠的情报也青睐有加,不但仔细审阅,有时看不到戴笠的情报,还要向毛庆祥查问。戴笠听到蒋介石对自己送的情报如此重视,也就不敢掉以轻心,脚踏实地地去做。

戴笠刚从骑兵营逃出,在胡靖安手下跑单帮的时候,每天一清早出去,半夜三更才回来,然后连夜把每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,请曾在上海一起混过的、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,由戴笠校阅后定稿。然后,戴笠草草睡一会儿,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。如有钱,戴笠就花上一两个大洋租一辆车去,如没有钱,就徒步前往。风雪冰霜,天天如此。每到官邸门前,戴笠总是默默地念叨,千万别碰上王世和那个凶神。只要戴笠能比较顺利地把情报交到毛庆祥手上,蒋如看得有意思,需要补充或跟踪调查,则批给戴笠一些活动经费。戴笠有了这些钱,照例给蒋身边的人一些好处,然后再雇人帮助搜集调查。这样,他的情报更多,内容也更充实,蒋看了也满意,便亲自召见予以嘉奖。到后来便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,戴笠有了这笔较为固定的经费,便开始布置眼线,雇请帮手,情报工作也更为活跃。蒋也常常直接向戴笠交代任务,戴笠的地位逐渐突出,开始受到器重。

戴笠如在官邸门前恰与王世和撞上,那就苦了,只能远远地离开官邸,在清晨的寒风中苦守蒋的汽车从官邸里出来,然后上前拦车递上情报。这时,即使王世和在车上也无可奈何,因蒋看到戴笠拦车,照例是会停车的。王世和则恨得牙根痒痒,对戴笠怒目而视。戴笠则佯装视而不见,迅速向蒋敬礼后离开。

一次,戴笠陪同一位客人去进见蒋,从官邸出来,恰被王世和看见,王当着客人的面对戴笠破口大骂:“我下次看到你私闯官邸,非把你关起来不可!”戴被王世和一顿痛骂,虽狼狈不堪,却不置一词,默默离开。

戴笠在外头转悠了一个小时左右,还好,不见王世和这个瘟神,而毛庆祥的身影却在门口出现了几次。

大概王世和不在,守门的警卫站了很久,却一直不曾赶他走。终于有了一次机会,毛庆祥送一位官佐出来。

“毛秘书,毛秘书!”戴笠大声叫喊道。

毛庆祥一眼就看见了,和官佐挥手作别,招手道:“戴笠,你什么时候来的,怎不来找我?”

戴笠这才喜滋滋地跑上前去,向守门的警卫深深地鞠了一躬,走了进去,警卫见有毛庆祥在,眼睛看向别处,假装不曾看见。

戴笠言明是得蒋介石急电前来进见,又道:“我昨天下午到了南京,今天一早就来了,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等到毛秘书,不然连通报的人都没有。”

毛庆祥隐隐约约听说王世跟戴笠不和,也不细究原因,只领了他速去蒋介石的办公室。

到了办公室门口,戴笠按规矩在外面站立不动,由毛庆祥先进去通报,征得蒋介石许可,方才进门。

蒋介石今天比以前和蔼多了,并挥手示意他坐下。戴笠谢了座,才把半边屁股轻轻地放在椅子上,洗耳倾听蒋介石对他的吩咐。

蒋介石道:“嗯,最近表现不错,你调查了解冯玉祥、李宗仁、阎锡山等各军动态的情况都由毛秘书转给我了,很有价值。现在第二次北伐总攻已经开始了,我再交给你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—赶在北伐军的前面先期北上,潜入敌军境地,打探敌情。”

说到这里,蒋介石停住了,眼睛盯着戴笠,道:“这项任务是很重要的,也是很危险的,我知道你一向对我很忠诚,我相信你一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。”

戴笠头脑一热,道:“只要校长一句话,学生上刀山、下火海在所不辞,保证完成任务!”

蒋介石满意地昂着头,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毛庆祥眼快,知道蒋介石要干什么,忙近前铺了纸,备了毛笔、石砚。蒋介石蘸墨,运足神,在宣纸上书写了四个字:艰苦卓绝。蒋介石把字赠给戴笠,道:“这是我给你此行的赠言,希望你能够照我的意图办事。”

戴笠接过,眼睛潮了,他觉得这是蒋介石给他的“真传”,类似于江湖上师父向得意弟子传秘籍。

临行,蒋介石转过身叮嘱毛庆祥:“以后戴笠的情报就交给你,希望你能及时送达。对了,还有一事,你向警卫人员打个招呼,今后戴笠回到南京来找我,必须尽快通报,不得拖延,更不得阻拦!”

戴笠听了蒋介石最后一席话,感到眼前一片光亮,心中长吁一口气,暗道:总算熬出头了,王世和,今后看你还敢拦我!

戴笠很兴奋地从蒋介石的书房出来,一路喜不自禁,连走路都有点飘飘然。然而时间一长,风把他吹醒,一个新的忧虑又涌上心头:这一去是深入敌军腹地,危机四伏,凶险难测,一不留神就有丢脑袋的可能。真是才熬过被王世和压制的苦恼,又陷入了置身虎穴的厄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