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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军统教父戴笠》第二十七章 得陇望蜀 小处长斗陈果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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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笠是明白人,蒋介石不吐明,便知道他患的是啥病,回道:“学生也患过那种病,被一位老中医治好了。这位老中医叫张简斋,是南京人,医术了得,被学生吸收为特务成员,专为内部有关人士治病,当然绝对保密。我放心不下的是夫人……”

蒋介石说:“休要啰唆,快去把他叫来,夫人这些天正和我闹气,我不去寻她,她自然不会来理我。”

戴笠出门来,看见毛庆祥没事般在屋里走来走去,猛然记起一桩大事来,暗道:当初陈洁如在上海托他寻找蒋介石,他能做到充耳不闻,才有今天的自在。我这是怎么啦,居然昏头昏脑管起了蒋介石的私事!

后悔已来不及,戴笠只有硬着头皮去叫张简斋。这时,他想起胡宗南对他的评价:“雨农,一个孙悟空式的人物,天底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,最大的优点是深谙人情世故,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保守秘密。”

看来胡宗南对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,在蒋介石面前,他几乎无秘密可守。刚才那号事,若换了别人,为了不必要的麻烦,完全可以故意装糊涂。如果是这样,等于自己抓住了主动权,不致使自己陷入领袖人物的隐私中。

戴笠一路摇着头自语道:“雨农呀雨农,说不定你的性命就要断送在不能保守秘密上!”

话说戴笠带上张简斋给蒋介石治好病,以后很久没有被召见。一日,偶然听毛庆祥说,近段时间陈果夫、徐恩曾时常被蒋介石召见。

戴笠这才猛然想起蒋介石冷落他,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—无非是干一些监视各级将领、策反杂牌军队、排除异己,搞搞绑票、暗杀一类的勾当,而陈果夫、徐恩曾却占足了分工的便宜。

蒋介石把反共当成自己第一重要的任务,即使面临外敌入侵、山河破碎的危险也在所不惜。蒋介石常常在戴笠等人面前说,日本人入侵只是皮肤之患,只有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之患。

多年来,陈果夫、徐恩曾正是专门做中共的情报工作,这也难怪CC系受到器重。

戴笠天生不服输,喜欢争强好胜。于是疯狂调整工作目标,一心一意搞共产党的情报,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。

上海是中共机关所在地,自翁光辉被撤职之后,戴笠任命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为第二任上海区区长,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打入上海的中共组织。

戴笠反共心情过于迫切,急于求成。一方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严刑逼供,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,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。另一方面,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军校的学生,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,这些特务的思想、文化、气质、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,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。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,由于不能达到与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,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到手下的特务头上,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,不能为“团体”争气。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,戴笠也只好作罢。但是,由于CC系特务在这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,这更增加了戴笠对CC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,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。

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,先后杀了张敬尧、杨杏佛、史量才、吉鸿昌,可谓成绩显赫,这使CC系头子陈果夫也感到十分不安。

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,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。针对CC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,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,专门商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。在会上,陈果夫、张道藩、洪兰友、叶秀峰、徐恩曾等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,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。调查科只在南京、上海、九江、汉口有行动表现,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。在会上,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,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、嫖妓女,私生活太坏,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作出成绩,应对CC特务系统的塌台负责,并警告他说:“你再不努力,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。”

这次会议后,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,又计划成立东南、西南、华北、华中、特区等五个分局,准备与戴笠抗衡。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。陈果夫经过一番努力,在反共方面作出了成绩。

首先,在部门建制上,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,这就是小组学习。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报刊,讲解共产党的建设,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《联共党史》。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,以至谈“马”色变,谈“红”色变来说,确实要高明一些。其次,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“劝降”技术,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“劝降”审讯的时候,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“说理”方法,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“辩驳”马列主义,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,促使其叛变。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,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,也有水平高低之分。最后,对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,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。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,并不急于逮捕逼供,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,进行引诱、威胁,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,培养成内线“细胞”,然后扩大战果,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,凡发现不利于“细胞”提升的障碍,立即予以铲除等。

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“高明”的手段,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,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。CC系大头目陈果夫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、暗杀的土匪作风。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,陈果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,课后,陈果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:“戴雨农喜欢蛮干,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,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,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?”

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,他对陈果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,处处与之作对。当时,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,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。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,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,而警察的关系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,戴笠总是有意为难。

蒋介石察觉到戴笠与CC系钩心斗角的内讧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,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。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(简称军统局),由陈果夫任局长,下设三个处:一处是党务处,由徐恩曾任处长,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;二处是军警处,处长戴笠,下属自然就是原“复兴社”特务处的原班人马;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,主管邮电检查业务,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。

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,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,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;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。

军统局成立以后,原特务处的文强、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,纷纷对戴笠说:“处长,现在我们归陈果夫管了,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,今后肯定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。”

戴笠说:“不怕,一般问题我可以自己做主,遇有重大问题,我再直接找校长。完全可以绕过痨病鬼。”

戴笠说到做到,在以后的工作中,除了去局本部领取经费,几乎从来没有找过陈果夫。

陈果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绑架暗杀的勾当,现在把特务处基层给他指挥,可戴笠从来没有把他当过上级,陈果夫因此心里不愉快。一次,戴笠去局本部领取经费时,陈果夫拦住他道:“戴处长,这么长时间了,怎么从不见你汇报工作上的事?”

戴笠心下冷笑道:这痨病鬼,拿着鸡毛当令箭,还真想管我呢!嘴上却说:“我这不是来了吗?”

陈果夫道:“光领钱不谈工作,这样的下级用来干什么?特务工作是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的,有些人专用粗鲁的办法有何用?”

戴笠听出陈果夫把矛头指向他了,毫不示弱地回敬道:“以前我们没给军委会管,是因为特务费支出感到费力,才给你一个发款的权利。我们干的虽是打打杀杀的工作,可王亚樵、吉鸿昌并不是靠‘技术’就可以解决的。”

陈果夫气得呼吸急促,他知道戴笠脾气凶暴,不得不把气咽下去,扭头走了。

戴笠冲着他的背影,从鼻孔里哼出轻蔑声。

这时,徐恩曾也来到了局本部,见了戴笠,便过来招呼道:“戴处长,附近邮检所里有位同志一个人私藏很多信件拆开,被我抓住,他公开说是按你的旨意这么干的,请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?”

原来,自成立军统局以来,一处和二处斗争十分激烈,陈果夫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,为徐恩曾撑腰打气,一处的政治地位显得高于二处。目下,两处斗争得最激烈的是邮检处,双方投入很大的人力、精力进行抢夺,戴笠甚至公开要他的手下争抢信件。

徐恩曾涨红着脸诘问道:“这明显是不合理的,你身为处长,怎么可以这样呢!”

戴笠说:“邮检处处长是你表哥保荐的,里面很多重要位子都是你们CC的人,邮检处几乎被你们控制了,我为什么不能抢!”

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,陈果夫过来了,向徐恩曾问清原因,转过身对戴笠说:“戴处长,这就是你的错了。按分工,你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、策反、绑架暗杀一类的事。成立邮检处,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地下活动方面的,你在这方面插上一脚,岂不让人说成‘狗咬耗子—多管闲事’?”

戴笠说:“共产党是我们的共同敌人,就像耗子是人类的敌人一样,谁都可以拿,管它是猫还是狗。陈局长,一碗水要端平,你这样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,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。还说我不把你当上级,你这种领导方法叫我怎样把你当上级?”

陈果夫气得青筋暴起,指着戴笠说:“你……”

戴笠说:“我怎么啦?我不就是一个小瘪三吗?我当初在胡靖安手下跑单,面对王世和那么强大的欺压都挨过来了,现在还怕谁不成?只要我戴笠替校长卖命,谁整我都不怕!”

陈果夫拉着徐恩曾的手,道:“走,我们不与他一般见识。”说着,两人转身就走。

徐恩曾道:“表哥,他这样目无上级,你怎么不向委员长参一本?”

陈果夫道:“我也不知道委员长看中他哪一点,把他当宝贝似的,我也奈何不得。”

与戴笠争吵以后,陈果夫由恼怒变成仇恨,为了彻底控制邮电检查,向蒋介石建议把原先秘密的邮电检查变为公开检查,并一手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心腹金立武任三处处长。从此,各个城市从邮电检查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,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,最好的职位也只是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。

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,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。各检查所凡有所获,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,然后转送局本部。但是,三处的承办人是陈果夫的心腹,往往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,已先透露给一处,所以材料到戴笠手上时,已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。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情报,往往是一问三不知,气得大骂。戴笠手下的人纷纷向他诉苦道:“处长,CC系如此欺侮我们,我们总得想想办法。俗话说‘人争一口气,佛争一炷香’,长此下去,气向哪里出?”

戴笠听到各方汇报,心里乱糟糟的,恨不得立即把陈果夫碎尸万段。

戴笠回过神来,想起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,便对手下道:“你们先不要急,静下心来,陈果夫肯定会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票……”说到这里,他招手让手下附过耳朵去,如此这般叮嘱一番。

众手下听了,连称妙计,下去依计布置。

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,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,会上选举代表,按得票数字在会堂的大黑板上写“正”字。

一开始,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得票交替上升,陈果夫好不得意。到结束时,突然见自己竟比蒋介石多出四票,在众目睽睽之下,登时惊得脸上流出大颗的汗来……

在这紧要关头,陈果夫急忙跑上去,对计数的道:“有人多计了票!”说罢,在黑板上擦去了一个“正”字。

陈果夫忧心忡忡地回去后,戴笠偷偷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,老远就对还在书案旁发愣的蒋介石说:“校长,大事不好了,陈果夫想篡权了!”

蒋介石一惊,道:“别急,慢慢说。”

戴笠道:“我原来还不知道,通过这次选举,才知道陈果夫的势力如此之大,他的选票竟比校长多四票!”

蒋介石说:“他不是比我还少一票吗?正在想这小子怎么只比我少一票,难道我和他是一个档次?”

戴笠说:“校长,不是的,千真万确是陈果夫比您多四票,后来他见会场开始骚乱,才跑上去自己擦去一个‘正’字,不信可以问大家!”

蒋介石听了,脸上的肌肉立即搐动起来,手紧握拳头,用力打在书桌上道:“这小子心术不正,竟敢爬到我的头上来了,老子倒要看他有多大能耐!”

戴笠见自己的预期目的已达到,窃喜不已,又道:“我就知道陈果夫很有能耐,网罗了一大批人,在邮检处里,CC系的人把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熟人写给女友的信当笑料到处传诵,我说他们,他们还威胁道:‘你小子当心点,我告诉陈局长整死你!’当时我以为他们是随便说说而已,可谁知道陈果夫真有这么厉害!”

蒋介石怒道:“我都知道了,给我滚!”

戴笠唯唯而退,退到门边,蒋介石又叫住他道:“回来,给我把陈果夫抓起来!”

戴笠回到处本部,立即召集精兵强将,去军统局局本部逮捕陈果夫,没有想到陈果夫在中统多年,耳目心腹很多,消息十分灵通,一听说蒋介石要扣留他,马上“养病”外出躲了起来。

戴笠扑了个空,内心不快,暗忖:这事最宜速战速决,必须在蒋介石的气还没消之前把陈果夫解决了,如果时间一长,陈果夫会托许多蒋介石亲近的重臣说情,就不好办了。

戴笠马不停蹄地回到蒋介石的官邸,欲向他报说陈果夫畏罪潜逃,请求追捕。人未进书房,早见里头有何应钦、卫立煌、陈布雷、于右任等重臣纷纷向蒋介石说情。

听了几句,都是“陈果夫年轻不懂事,玩小聪明是实,并无夺权之意”等,气得戴笠在旁牙齿咬得咯咯响。

好不容易等到这些人离去,戴笠赶忙进去,才说了几句,就听得外面有人哭泣着进来。

蒋介石一抬手,戴笠不得不退入内室。

外面是一个老女人在哭诉:“中正,听说你要处死果夫是不是?呜……我们陈家好苦啊,我和其美的独子刚刚驾飞机摔死,现在果夫又出事了,呜……”

戴笠听出这女人是陈其美的遗孀,心里登时明白杀陈果夫无望了。

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,可以说没有陈其美,就没有今天的蒋介石。现在师母亲自登门求情,蒋介石再怎样心狠手毒都要手下留情。

陈夫人道:“我的儿子死了,果夫就是我的亲儿,他有多大的胆子,敢与委员长作对?年轻人不懂事,还望您大人有大量,看在其美和我的面上饶他一死……呜……”

接着,蒋介石软了下来,把陈夫人哄了出去。回过头来,戴笠已知无话可说,也要告退。蒋介石也不挽留,手一挥,算同意了,然后把自己埋在沙发里。

这次戴笠虽没有大获全胜,但也给陈果夫当头棒喝,让他尝到了戴笠的厉害。

接下来,戴笠要争的还是邮检处。这时,唐纵已从德国回来,向戴笠介绍了德国的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、破译密码的研究所。这个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、破译密码四万份以上,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,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。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,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,并决心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系手中夺过来。于是,戴笠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,从处长到一般干部,全换上自己的人。徐恩曾在陈果夫面前怂恿道:“戴笠那小瘪三也太放肆了,表哥怎么就这样容他呢?恐怕天下人都在嘲笑我们了。”

陈果夫清楚,蒋介石不会同意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,当然也不会同意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,双方的矛盾和斗争,只要不危及到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自然会相安无事。只好自我安慰道:“人办事,要用脑筋。而且,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,必须有双耳双目,兼听则明嘛!”

话虽如此说,陈果夫对戴笠的仇恨一刻也不曾忘记,时刻都在伺机报复。

陈果夫终于抓住一次机会。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,历时四载才将大厦建成,他很想把全国的警察教育都集中在自己手里,于是起草了一份建警校的计划,《计划》称,要把中央警校建成中国警界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陈果夫得知这消息,灵机一动,马上向李士珍建议:“你既要这么规模庞大的警校,何不把已有的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校合并到中央警校下面?”

李士珍大悟,马上在《计划》里加了这一条。李士珍的计划书呈上去后,蒋介石觉得在理,很快批示同意。

戴笠也知道李士珍在筹建中央警校,并想将这所警校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。得知自己不仅抓不到这所警校的大权,反而还将他好容易才夺取的浙江警校交给他人,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,戴笠是无论如何也不吃的。这时候,他唯一的出路是四处活动,千方百计把中央警校的权力一并抓到手。

陈果夫早预料到戴笠会这么做,一面建议李士珍请内政部长蒋作宾出面向蒋介石推荐;一面和弟弟陈果夫一起,不时在蒋介石面前说李士珍识大体,心目中只有领袖,还吹捧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,是目前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警察教育人才。

陈果夫为了不使蒋介石对他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怀疑,同时不致让戴笠抓到攻击的把柄,他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,仍让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目,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合对CC系进行批评。

经过陈果夫如此一番动作,蒋介石终于在正式成立中央警校时,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教育长,主持实际工作,把中央警校及浙江警校交给李士珍负责。

戴笠在警察教育机构惨淡经营,好容易才有了浙江警校,如今竟被如此无情地赶了出来,心中的气愤到了几乎要爆炸的程度,气得在处本部办公室里遇手下就打,唐纵闻讯赶来,才将其劝住。

唐纵道:“雨农兄是位孙悟空式的人物,天上的月亮都能摘下来,向来没有过不去的难关,怎么这一点点小事反而沉不住气了?”

戴笠的鼻子像马一样哼哼了一阵子,在唐纵的劝导下,也觉得光靠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,道:“我万没料到一个李士珍有这种能耐,我估计幕后一定有人在捣鬼!”

唐纵道:“这就给你猜中了,我刚刚听到总统府有人说,李士珍之所以获胜,全是陈果夫在暗中促成,目的正是想报复我们!”

戴笠咬牙切齿道:“果然是这个痨病鬼!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,我们合计合计,想个办法出来整一整他!”

唐纵道:“这个时候整陈果夫没用,关键是警校丢了,这损失太惨重了,唯一的办法是争取把警校的权力夺回来,这样才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。”

戴笠听取了唐纵的建议,马上想出一条妙计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