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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俄亥俄,温斯堡》哲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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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斯瓦尔医生高大魁梧,嘴巴下垂,上面盖着一片黄色的小胡子。他永远穿一件脏乎乎的白色外套,衣服口袋鼓鼓的,里面装着很多斯托吉牌黑雪茄。他牙齿发黑而且很不规则,眼睛也有点怪。左眼皮一抽一抽的,垂下来,然后猛地往上一跳,简直就像一幅窗帘,有人站在医生的头脑中玩拉窗帘绳的游戏。

医生挺喜欢乔治·威拉德这孩子。这是乔治到《温斯堡鹰报》工作了一年之后的事,他们的相识完全是由医生一手促成。

向晚时分,《温斯堡鹰报》的老板兼总编威尔·亨德森去汤姆·威利的酒馆喝酒。他顺着一条小巷悄悄从酒馆后门溜进去,然后开始喝一种掺了苏打水的黑刺李杜松子酒。威尔·亨德森是个好色之徒,已经四十五岁了。他幻想这种酒会重新唤醒他体内的青春。他跟很多好色之徒一样,喜欢谈论女人。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跟汤姆·威利聊些闲言碎语。酒馆老板身材矮小,肩膀宽阔,手上有种特殊的印记。那种火焰一般的胎记有时会染红男人或女人的脸,汤姆·威利的手指和手背被这种红色浸透了。他站在柜台旁边跟威尔·亨德森说话时,两手搓来搓去。好像他越激动,手指的红色就越深。那双手似乎在血里浸过,现在血干了,颜色也退了。

威尔·亨德森站在吧台旁看着那双红手谈论女人时,他的助手乔治·威拉德正坐在《温斯堡鹰报》办公室倾听帕斯瓦尔医生谈话。

威尔·亨德森一消失,帕斯瓦尔医生立刻就到了。你也许会觉得医生始终在你办公室窗口监视着,看着总编走进小巷。他从前门走进来,自己找把椅子,点上一支斯托吉牌雪茄,跷起腿开始谈起来。他好像一心要说服这小伙子接受一种他自己都界定不清的行为准则。

“如果你睁大眼睛,就会发现我虽然自称医生,却没几个病人来找。”他开始了,“事出有因。这并非偶然,也不是因为我医术不及这儿其他任何人。我不想让病人来。原因么,你瞧,并非显而易见。真正的问题出在我的个性上。如果你仔细琢磨过,会发现我的个性中有很多奇怪的东西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呢,我也不知道。我也许应该保持沉默,这样在你眼中我会更值得信任些。我渴望让你钦佩我,这是真心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就是我告诉你这些的原因。很可笑,是吗?”

有时医生会滔滔不绝地讲一大通自己的故事。威拉德觉得这些故事既真实又有意义。他开始真心钦佩起这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来。下午,威尔·亨德森一走,他就急切地盼望医生过来。

帕斯瓦尔医生在温斯堡已经生活了五年光景。他从芝加哥来,到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,跟行李员艾伯特·朗沃思打了一架。打架的起因是一只箱子,最后以医生被扣到乡村拘留所收场。获释后他在主街尽头一家修鞋店的楼上租了间屋子,挂出牌子宣称自己是医生。虽然来找他的病人寥寥无几,而且都是付不起钱的穷人,可他好像挺有钱似的。他就睡在脏得没法说的诊所里面,吃饭就去火车站对面那栋小木楼里的比夫·卡特饭馆。夏天,饭馆里到处是苍蝇,比夫·卡特的白围裙比他的地板还脏。帕斯瓦尔医生并不在乎这些。他昂首阔步地走进饭馆,在柜台上放下二十美分。“你们想给我做什么都行,”他大笑着说,“就做你们卖不出去的东西吧。我不在乎这个。我是个特别的人,你知道。我干吗要关心自己吃什么呢。”

帕斯瓦尔医生给乔治·威拉德讲的故事往往不知所起,亦没有结局。有时这小伙子觉得,这一切全是虚构出来的,是一大堆谎言。接下来他又一次相信这些东西里含有某种真谛。

“我从前是个记者,跟你现在一样。”帕斯瓦尔医生又开讲了,“那是在衣阿华州的一个小镇上,或者在伊利诺伊州?我记不清楚了,反正也无所谓。也许我想隐瞒自己的身份,不想说得那么清楚。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,我什么也不干,可是却有钱应付花销?我来这儿之前也许偷过一大笔钱,或者介入过一起凶杀案。这里面还是有东西值得琢磨的,对吗?你要真是个聪明的记者,就应该留意我。芝加哥有个叫克罗宁的医生被谋杀了。你听说过这件事吗?有人将他杀害以后装进一个箱子里。大清早他们穿过城区把箱子运出去。箱子搁在一辆快运马车的顶上,他们坐在车上跟没事人一般。他们穿过静悄悄的街道时人们都在睡觉。太阳刚刚照在湖面上。真有意思,想想他们抽着烟、聊着天赶路,就跟我现在这样无动于衷。也许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呢。那样事情会出现奇特的转折,你说对吗?”接着帕斯瓦尔医生又讲起了他的故事:“嗯,不管怎么说,我在那边当记者跟你在这边一样,到处跑,最后抓住点小事发表出来。我妈妈很穷。她给人家洗衣服。她的梦想是让我当上长老会的牧师,我就是冲这个去读书的。

“我父亲疯了很多年。他住在俄亥俄戴顿的一家疯人院里。你瞧,我把什么都讲出来了!这一切都发生在俄亥俄,就是这个俄亥俄。如果你曾有意调查我,这就是条线索。

“我想讲讲我哥哥。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个。我想说的也是这个。我哥哥是铁路上的油漆工,在四大干线上找了份工作。你知道,俄亥俄的铁路打这儿过,他跟另外几个人住在一节货车厢里,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给铁路上的资产涂漆——扳道器、交叉路口的栅栏、桥梁以及车站。

“四大干线把车站全涂成那种令人恶心的橘红色。我多么厌恶那种颜色啊!我哥哥身上总是沾满那种颜色的油漆。发工资的日子,他老去喝酒,回家时就穿着一身沾满油漆的衣服,带着钱。他从不把钱交给妈妈,而是摞成一摞放在我们厨房的桌子上。

“他穿着那身沾满让人恶心的橘红色油漆的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。我现在都能看见那个情景。我母亲长得又瘦又小,有一双忧伤的红眼睛,她从后面的小棚里走进屋子。就在那间棚子里,她整天坐在洗衣盆前搓洗别人的脏衣服。她走进来,然后站在桌子旁边,用那条沾满肥皂沫的围裙擦擦眼睛。

“‘不要动它!绝对不要碰这钱!’我哥哥怒吼着说,然后自己拿出五元或者十元踉跄着去了酒馆。等花完了带走的钱他就又回来拿。他从不给我母亲一分钱,就那样待在家里一点一点地把钱全都花完,然后又回到铁路油漆班去干活。他走了以后,就开始往家里寄东西,都是些杂货之类的。有时会送给母亲一件衣服或者送给我一双鞋。

“奇怪吧?母亲爱哥哥胜过爱我,虽然他从来不对我们说一句好话,如果我们胆敢碰他有时在桌上放了三天的钱,他一定会咆哮着发出威胁。

“我们过得挺好。我学习如何当个牧师并且祷告。说起祷告,我算得上一头不折不扣的笨驴。你真应该听听我的祷告。父亲死后我祷告了整整一夜,有时哥哥在镇上喝酒、到处给我们买东西时我也会这样。晚饭后,我跪在放钱的桌子旁边,有时会祷告好几个小时。趁着没人看见,我会偷一两元钱搁进自己口袋里。现在想起来真好笑,但当时却害怕得要命。那情景始终停留在我脑海中。我那时每星期从报社领六元钱,总是直接把钱拿回家交给母亲。我从哥哥那摞钱里偷的几元就自己花了。你知道,无非是买些小东西,糖果和香烟之类的。

“我父亲死在戴顿的疯人院里,我赶到那儿。我向老板借了些钱,当天夜里就上了火车。天正下着雨。在疯人院里,人们对我的态度简直就跟接待国王似的。

“疯人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我是个记者,他们有点害怕。你知道,父亲生病期间他们难免有些疏忽和照顾不周的地方。他们心想我可能会小题大做,把这个写出来登到报上。我一点做这种事的心思都没有。

“就这样,我走进父亲死后待着的房间,向着尸体祝福。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怎么出现的。不过我那油漆工哥哥是不会笑话我的。我站在尸体旁边,伸开双手。疯人院的负责人和几个助手走进来站在那里,表情很温顺。真好笑。我摊开双手说:让宁静萦绕在这具尸体之上吧。我就说了这个。”

帕斯瓦尔医生突然跳起来中断了叙述,开始在《温斯堡鹰报》办公室来来回回地踱步,乔治·威拉德坐在那里。办公室如此狭小,他的动作特别笨拙,不停地磕碰东西。“我这样讲真是太傻了。”他说,“我来这里硬要认识你可不是冲着这个。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。你跟我从前一样是个记者,这才引起我的注意。你可能到头来也会变成一个傻瓜。我要警告你,不断地警告你。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。”

帕斯瓦尔医生开始谈论乔治·威拉德为人处世的态度。在这个小伙子看来,这人就盯着一个目标,想让人人都显得很卑鄙。“我要让你心中充满仇恨和蔑视,这样你才会有优越感。”他很干脆地说,“瞧我哥哥。有这样的家伙吗?他蔑视任何人,你知道。你不知道他对我和母亲有多蔑视。难道他不比我们优越吗?你知道他是这样。你没见过他,可我已经让你对他有了那种感觉。我已经让你认识到这点了。他死了。有一次他喝醉后趴在铁轨上,那节他和另外几个油漆工生活过的车厢从他身上轧了过去。”

八月的一天,帕斯瓦尔医生在温斯堡进行了一次冒险。有一个月的时间,乔治·威拉德每天早上到医生的诊所消磨一个小时。因为医生想把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的有些部分读给这孩子听。帕斯瓦尔医生声称他来温斯堡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写这么一本书。

八月的那天早晨,小伙子还没到的时候,医生的诊所出了件事。主街上发生了一起车祸。一队马让一列火车惊得四处奔跑。一个小女孩,一个农民的女儿,从马车上摔下来死了。

主街上的每个人都激动起来。有人大叫“快喊医生来”。城里三个活跃的医生都迅速赶到了,但发现孩子已经死了。有人从人群中跑出来上帕斯瓦尔医生的诊所求救,他粗鲁地拒绝走出诊所去看看那个已死的小孩。这种毫无意义的冷酷拒绝并没有引起注意。事实上,跑上楼梯来喊他的人又急急忙忙走了,没有听到他的拒绝。

可这些帕斯瓦尔医生并不知道。乔治·威拉德走进诊所时发现医生在恐惧地战栗。“我干的这件事会激怒城里的人。”他激动地喊道,“难道我不懂得人性吗?难道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?我拒绝出诊的消息会到处传开。很快人们就会扎堆儿议论。他们会上这儿来找我。我们会争吵起来,会说到吊死。然后他们会拿着一根绳子过来。”

帕斯瓦尔医生恐惧得浑身发抖。“我有个预感,”他强调说,“也许我们谈论的这些今天早上不会发生。或许会推迟到今天晚上,可我一定会被吊死。人人都会激愤不已。我会被吊死在主街的灯柱上。”

帕斯瓦尔医生向自己那肮脏的诊所门口走去,他胆怯地从通向街道的楼梯口望下去。他回过头来时眼中的恐惧变成了怀疑。他踮起脚尖穿过房间,拍了拍乔治·威拉德的肩膀。“如果不是现在,就是其他什么时候,”他摇着脑袋小声说,“最后我会被钉在十字架上,毫无意义地被钉在十字架上。”

帕斯瓦尔医生开始恳求乔治·威拉德。“你可一定要留意我啊,”他说,“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,说不定你能把那本我也许永远都写不完的书继续写下去。这本书的思想非常简单,简单到你不小心就会忘记。那就是,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基督,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想说的就是这个。别忘了。无论发生什么,千万别忘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