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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蒋党内幕》◎何应钦——陈诚——胡宗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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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是黄埔系,没有黄埔军校就不能成为军事“领袖”,没有军权就不能成为独裁者。所以他第一位重视的势力是军事。一般所说的黄埔系,又可分为二部份,一是黄埔教官,一是黄埔学生。在两者之间,蒋介石尤其偏重于扶植学生,使他们逐渐取得实权。而在黄埔教官与学生之间又特别扶植浙江同乡,同样资格和能力,浙江人与非浙江人就相差得多。如果资望能力两者不同,只要是浙江人,尽管资望低、能力差,也会不次提拔,地位可能比非浙江人的资望较高、能力较强者为高,权力也可能较大。这也是封建军阀的所以成为“封建”的特征之一,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。在黄埔系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,后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有陈诚,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的首推胡宗南,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三个代表人物。

何应钦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育长,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,第一次东征时任学生军团长(另一团长为福建人谭曙卿,北伐时做过杂牌军某军军长,后来枪毙了)。和何应钦地位相等的,只有邓演达和王柏龄,邓演达是第三期到第六期的教育长,在学生中威信很高,民国二十年被蒋所杀。王柏龄是教导部主任,是军事理论家,做教导师长时一战而全军覆没,从此脱离军队,曾一度做江苏省建设厅长,抽了几年大烟就病死了。何应钦则一帆风顺,从第一军副军长、军长、东路军总指挥、浙江省政府主席、第一路军总指挥,成为蒋介石部下第一员大将。当宁汉合作,蒋介石下野时,何应钦也是促成蒋下野的动力之一。当时有很多人顾虑到蒋下台后,蒋的嫡系部队无法统率,会闹乱子,何应钦表示他有把握。蒋介石本来准备做一次袁世凯拒绝南下的老文章,吓一吓西山会议派老朽们的,但由于何应钦的态度也偏于挤蒋下台,因此,就不得不暂时出洋(民国元年南北议和告成,孙中山辞职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,议定的条件为袁到南京宣誓就职,参议院派蔡元培为特使,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,袁世凯多方推托,到无可如何时,即嗾使曹锟“兵变”,造成非袁坐镇北方不可的局面,因此孙中山及临时国会即对袁迁就,允许袁在北京就职)。正因为如此,民国十七年春蒋介石重行登台,第一件事,就是把第一路军总指挥部撤销,扩大改组为第一集团军,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,其下分设三个纵队,以第一军军长刘峙为第一纵队总指挥,第九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二纵队总指挥,方鼎英为第三纵队总指挥,何应钦则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,从此削去军权。以后何应钦虽历任训练总监、军政部长,但始终没有掌握实际军权。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,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,何应钦乘机取得了掌握军令的权力,竭力主张“讨伐”张杨,担任了“讨逆军总司令”,那时何应钦的算盘是最好的:如果因他积极主张“讨伐”而蒋出来了,则他是“救蒋第一功”;如果因他积极“讨伐”(那时何应钦曾下令空军轰炸西安,见“西安半月记”宋美龄的文章,宋到西安去时中途在洛阳对空军演说,再三谆嘱:没有她的命令,不能到西安去轰炸),而蒋死在西安了,则他又是“继蒋第一人”。何应钦所希望的自然偏重于后者,最好是蒋死了,他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,封建军阀的头子。可是他那时也很苦,“讨伐军总司令”的名义是发表了,对军队的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,有些部队则根本不听他的号令(如教导总队的桂永清等)。他迫得没有办法,只好采纳政学系的建议,任令刘峙为“讨逆军东路总司令”,顾祝同为“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”,把实际指挥军事的责任推给刘、顾两人。蒋介石释放之后,又请假一时期始复职,何应钦利用这一机会,在军队中拉拢了一些私人关系。蒋介石复职后,何又尽量争取用人行政上的发言权,蒋介石也不能不多少采纳一些。从此以后,何应钦利用军政部的行政地位,特别是补给品的迟发早发等以扶植自己的势力,如某师师长和他好,听他的话,则可以早发,报销可以马马虎虎;如某师师长不听他的话,与他毫无关系,则报销屡加挑剔,军实品压到最后发——如春天发棉衣,九月发蚊帐之类。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舞弊是一般性,谁都有毛病,而军实品从来也没有都能按时供给过,军政部尽有上下其手的地步,因此有不少军官就或多或少地与何应钦发生了关系。据民国二十九年、三十年的估计,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或师参谋长,有一百三十余人与何应钦有关系的。这个势力可不小,但蒋介石并不着急,因为:(一)那些军官虽与何应钦有关系,但并非专属于何应钦的;(二)何应钦只能在蒋的势力下拉拢一部份军官,而不能拉他们脱离蒋介石;(三)在抗战时期,何应钦的声誉最不好,没有人信仰他,因此不能形成政治上威胁蒋介石的力量。所以抗战末期,虽因罗斯福的提议而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罢免,但仍保留他参谋总长的地位,而且不久又任命为中国陆军(美国装备与训练的一二三四方面军)总司令。

何应钦是着名的亲日派,长城战役(民国二十二年)后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,与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签订过卖国的何梅协定,连亲日派头子黄郛(时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)也骂他是汉奸。政治上则与政学系关系最密切,在他和日本军阀办交涉(进行卖国勾当)时,熊式辉和陈仪两人是他的左右手。何应钦在军事上虽毫无特长可说,从来也没有打过什幺好仗,但政治手腕却不弱,善于利用别人的矛盾,如利用陈诚与胡宗南的矛盾,白崇禧与陈诚的矛盾,以巩固蒋介石对他的信任。何虽军人,但讲话极有条理,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中为口才较好的一个。

在黄埔教官中,除何应钦、王柏龄等外,资望较高的有方鼎英,也曾任教育长,因方氏似乎反动手段不够残酷毒辣,所以不久就消沉了。因缘时会而飞腾的有刘峙、顾祝同、钱大钧,这三个都是饭桶,但由于对蒋介石绝对服从,所以十六年就升做军长,都做过封疆大吏(刘峙河南省主席,顾祝同江苏省政府主席,钱大钧曾任淞沪警备司令,日本投降后上海市长),但他们都被陈诚追过头了。北伐时期,陈诚仅是一个团长,到东北易帜以后,蒋介石整编部队,陈诚在第四师徐庭瑶部下任第十一旅旅长。刘峙、顾祝同已做过总指挥,当刘峙、顾祝同是“二级上将”时,陈诚还是“中将”,现在刘顾还是“二级上将”而陈诚已是“一级上将”了。抗战初期,刘顾都是战区司令长官,陈诚是顾祝同的三战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,但现在陈诚是“参谋总长”,而顾祝同是他下面的“陆军总司令”。陈诚是蒋介石部下将领中擢升得最快的,为什幺蒋对陈诚特别重视呢?原因之一就是陈诚和蒋是浙江同乡。“浙江同乡”这一关系,对于每一想在蒋介石独裁集团“飞黄腾达的奴才们”是有极大关系的,如陈果夫、陈立夫、朱家骅、潘公展、陈布雷、翁文灏,都是靠了这一关系,所以比其他同时做同等工作的人易于“出人头地”。在军队中,要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特殊提拔,必须具备两个条件:第一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或教官,第二是浙江同乡。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,那就很快“高升”了,就是犯了罪过也不要紧;如具备两者之中的第一个条件,那也能升迁,不过比较慢一些,可是不能犯错误,否则就要倒霉;如只具备第二个条件,至少可以保持禄位;如果两个条件都不具备,升官的希望就很少而倒起霉来却不可限量,说不定那一天会把你“示众”。陈诚比刘峙、顾祝同等升官升得快,就沾了“浙江人”的光(刘峙是江西人,顾祝同是江苏人)。但陈诚的所以得法,并非单纯为了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的关系,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他曾出卖邓演达,为蒋介石除了一个大劲敌。

邓演达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,在黄埔学生中威信很高,在三四五六期中,甚至超过蒋介石。大革命失败后,邓演达组织“第三党”,主张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,黄埔系与非黄埔系的军人,参加“第三党”的很多,陈诚也是其中之一。黄埔军人是蒋介石的最大的政治资本,而邓演达则能与他争夺黄埔军人,所以蒋介石最忌邓演达,必欲杀之而后安心。邓演达从德国回来后,住在上海活动,蒋介石虽命令特务去多方对付他,但邓亦颇为机警,终难得手。最后由陈诚出马去找邓演达,因为陈诚是“第三党党员”,党员找党的领导者当然并不奇怪,邓演达与他会面了,陈诚当时表示很好,没有几天,邓演达及十几位第三党的重要干部都被逮捕了,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事,到十一月廿八日邓即被蒋所杀。从此以后,陈诚就一天天飞黄腾达起来,就是犯了错误,蒋介石也特别优容他。抗战之前一年,陈诚身兼三要职:广州行营副主任(主任由何应钦兼,何当然不能去,实权归陈诚,行营参谋长为罗卓英,办公厅主任为林蔚,都是陈诚嫡系)、武汉行营副主任(主任为何成,但蒋介石当面命令何成:“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,全归辞修作主,你不准过问。”所以何成是一个傀儡主任)、军政部常务次长,实权之大,超过任何军人。抗战以后,权力更大,一身兼的要职,计有军委会政治部部长、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、湖北省政府主席,同时还节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。一九四一年因何应钦、白崇禧、孔祥熙联合起来反对他,利用“宜昌失守”为口实在蒋介石面前猛烈攻击他,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,把政治部部长及三青团书记长两职给了张治中。到一九四四年,蒋介石以流氓手段要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(否则他就不抗日了),罗斯福接受了这个要求,以魏德迈代替史迪威,同时也要求蒋介石把显着无效率而不孚众望的部长撤换掉,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、财政部长孔祥熙不得不更换一下,以敷衍美国政府的面子。当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的时候,蒋要何推荐继任人选,何应钦上了一个签呈,推荐顾祝同继任军政部长。蒋介石看了之后置之不理,何应钦等了几日杳无音信,就托人去打听究竟,知道蒋介石写了四个字在上面是“辞修如何?”何应钦马上另上一签呈,推荐陈诚,于是命令就下来了。一九四六年改组“军事委员会”为“国防部”时,形式上似乎“国防部”比“军政部”扩大了,实际上则实权操在“参谋总长”之手。“参谋总长”直接秉承“国府主席”的命令,统率陆海空军,不受“国防部长”的节制,“参谋总长”指挥着“陆军”“海军”“空军”“后勤”四个“总司令”,“后勤总司令”所管的“军需”“兵工”,原来是归军政部管的,这样一来,“国防部”的职权比原来的军政部反而缩小了。所以白崇禧出任“国防部长”,形式上似乎真是做了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的“继承人”(这个故事下面再谈),实际则是陈诚的傀儡。

在黄埔学生中,升官最快,军权最大的是胡宗南,大家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最得意最加意培植的学生,甚至很多人相信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真正继承人。在抗战中统率了四十几万嫡系准嫡系军队,任何一个将领没有他那样多的部队,可是他并不打仗。日本投降后,他的部队东到东北,西到新疆,那些部队虽分到别的地区,但仍遥受胡宗南的指挥,当地的高级指挥官是不能指挥如意的。胡宗南不仅在抗战中毫无功绩可言,就是在十年内战中也没有显出什幺能耐,以黄埔学生相比较,讲学问能力不及范汉杰,讲“战绩”则比关麟征差得远,比杜聿明也不如些,但为什幺能掌握那样大权呢?同样一个原因,他是“浙江人”。

抗战以前,胡宗南的第一军近十几万人,军饷最多,装备最好,一个连有二百人,一个师几近三万,被认为蒋介石嫡系最精锐的部队。八年抗战中,胡宗南只派过一部份军队参加淞沪战役,结果几乎全军覆灭。从此以后,就缩在西北,从来没有打过仗。抗战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四年中,只有苏联积极帮助中国,军火源源不断地从新疆运进来,绝大部份用于加强了胡宗南的部队,因为他驻扎在陕甘,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任务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用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械弹药,对付中国共产党,这是蒋介石集团认为最得意的杰作!不担任抗战任务,而一天天坐大,就是黄埔军人也有很多人心中不服。关麟征曾说过“大概他政治上有办法”,甚至有人因他三十余岁不结婚而推断他“不能人道”,更因此推测与蒋介石有什幺“特殊关系”,这只能说是无稽之谈。关麟征说他“政治上有办法”,倒有几分道理,大家知道:“集中营”就是从西安创始的;而着名托匪叶青(即任卓宣,现在已是国民党中委)则是胡宗南的重要干部。在嫡系军人中,实施各项法西斯统治的血腥办法的,胡宗南是首屈一指。这也是胡宗南特别受蒋介石重视的主要原因。

在蒋介石的嫡系军人中,只有陈诚和胡宗南两人最得蒋介石信任,到日本投降时为止,能够不等通报直接进去见蒋介石的,除戴笠之外只有四个人,就是陈诚、胡宗南、孔祥熙、张群,此外则连何应钦都要通报后才能进去,不能直闯。陈诚和胡宗南两人因为干的是同一行,所以相互间矛盾很大,彼此都要发展自己的势力,常常互相攻讦。蒋介石就利用这一点以维持“最高的威严”,陈胡两人要争权,就必然互相竞赛:“谁对领袖更显得忠实”,“谁更尽心尽力于领袖的意图”。何应钦则利用这一点使陈胡二人都要拉拢他以加强自己一面的声势,而在蒋介石面前都不说何应钦的坏话,且进一步代何应钦说好话。直到一九四一年陈诚失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职位时,何应钦与陈诚的关系才搞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