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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蒋党内幕》◎关于《大公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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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学会时代原来有一个机关报,叫做《中华新报》,在上海出版时,主笔就是张季鸾(名炽章,陕西人),那时毫无出色之处,后来吴鼎昌盘下了天津《大公报》,与张季鸾、胡政之(名霖,四川人)三人合作,吴任社长,张任总编辑,胡任总经理。因为吴鼎昌是华北财阀的领袖——盐业银行总经理,中南、大陆、金城、盐业四行准备会及四行储蓄会的主任,消息灵通,对统治阶级敢作批评,逐渐引起读者注意。蒋介石的统治在华北不很巩固,地方实力派(桂系、冯、阎以及张学良)与蒋之间多少有些矛盾,而天津又有租界,所以蒋介石的新闻统一,比较南方为松,而《大公报》即利用这个条件,不时对国民党政府作些批评。那时候,《大公报》却也曾说过真话,如它会批评蒋介石“好话为先生说尽,坏事为先生做尽”,这两句话不失为蒋介石一生定评。“九·一八”后,国民党报纸的威信扫地,蒋介石采纳了张群、杨永泰的建议,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,运用民间的有力报纸,对政府“小骂大帮忙”,于是就对《大公报》“特加青睐”,另眼相看。民国二十一年吴鼎昌到上海发起“废止内战大同盟”,但不包括“剿共”在内,其作用即在团结一切反动力量,以反对人民、反对共产党,巩固蒋介石、汪精卫的统治,所以得到国民党各种御用团体的响应。这也是《大公报》与蒋介石合作的第一声。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,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,首席的主客却是《大公报》主笔张季鸾,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,与席者大有“韩信拜将,一军皆惊”之概。从此张季鸾就成为蒋介石的顾问,可以不待通报,直接跑进去见他。《大公报》即利用这机会,常在评论中或新闻中透露一些蒋党新闻检查所不许发表的消息,新闻检查所如要检扣,张季鸾打一电话去说:“这是委员长说的,由我对委员长负责。”新闻检查所的奴才们决不敢去问委员长,只好通过。《大公报》对蒋介石的帮忙是无微不至的,但他的方式很巧妙:平时对蒋政府常加批评,好像它真是“大公”一样,但仔细分析起来,它决不批评蒋政府的基本政策,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,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。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:基本政策方针是“对”的,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;蒋介石是“好”的,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,这是所谓“小骂”。至于“大帮忙”的手法则更为高明: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,国民党所有报纸都大骂张学良、杨虎城,人家一看就说是一面之词。《大公报》并不如此傻,它开始大夸奖百灵庙的胜利与百灵庙胜利的艰难与伟大,这首先造成一个“政府已在抗战”的印象,其次略说一说西安事变是一个不幸事件,最后则提出是非曲直,大家应听一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与主张。它并没有正面明白提出谁是谁非的话,而要大家听傅作义的话,又在傅作义的头上戴一顶“抗日将士”的大帽子。文章这样做法,对张学良、杨虎城的打击,比国民党报纸的一味谩骂者要毒辣万倍;对南京政权的帮助也十分有力。这就是《大公报》一贯使用的手法,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,并不偏袒蒋政府,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,最有效果。有时《大公报》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评,说那样不行,会失败,但其作用则在提醒国民党,要国民党聪明些,提防吃亏,基本上仍是帮助国民党说话的。

《大公报》对国民党的帮助这样大,所以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看的报纸,而许多国民党要人不论是那一派的,也都很注意《大公报》。政学系就利用这一点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,当某一问题或某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尚未决定的时候,《大公报》就先进行舆论准备,使政学系获得优势或有利条件。如民国二十六年吴铁城调广东省主席,所遗上海市长一职,各派逐鹿,在人选难以确定时,以秘书长俞鸿钧代理,以后《大公报》即传出“俞鸿钧将真除”的消息,俞鸿钧的资望是不足担任上海市长的(以能力讲,他当然比吴铁城强得多),但竞争的各派,如自己不能到手,也不愿竞争的对手得到,政学系就利用这点拖延决定继任人选。最后一次,蒋已同意给钱大钧,第二天的中政会就要提出通过,政学系知道了(那时张群兼中政会秘书长),当晚通知《大公报》,就在报上登出一则“专电”,说“上海市长决定由俞鸿钧真除”。中政会开会时,《大公报》,上海版的航空报已早到南京,大家纷纷猜测,“是否蒋的意见又变更呢?至少表示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吧!”于是反对钱大钧的增加了勇气,结果钱大钧的市长就没有到手,下一次,俞鸿钧就真的成为正式市长了。这仅是一个例子。

《大公报》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,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。如日本投降之前,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元蒋币换美金一元,《大公报》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,是照最低的官价二十元蒋币换美金一元计算的,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万万元的外汇,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,比《大公报》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,那里有这样大的津贴!又如抗战刚开始时,《大公报》向海外买进一大批纸,运到了香港,价值近十万元。那时俞鸿钧真除市长不久,胡政之去对愈鸿钧说:“纸已到香港,报馆一时无钱,请市长打一电报给广东吴主席请代垫一下,并把纸代运到汉口。”俞鸿钧当然立即照办,不仅敲了一笔大竹杠,而且那时粤汉路运输极拥挤,化了大钱也不易运输,《大公报》不仅很快运到,还叫别人出钱(这笔纸钱和运费,当然由俞鸿钧弥补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