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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蒋党内幕》◎宋子文的理财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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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子文是国民党的“理财大家”,蒋介石连年内战,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(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支出),主要依靠宋子文筹划。北洋军阀时代,能够借到两百万元借款的就能做财政总长,袁世凯把盐税及关税一部份(除支付庚子赔款本息之外的多余部份)抵押给五国银行团借到的善后大借款,不过二千五百万元。而民国十六年到抗战的十年间,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库券大小三十二种,最少的五百万,最多的一万万元、五千万元,合计达十万万元以上,借的外债则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五千万美元,合华币一万五千万元左右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开支比北洋军阀统治要增多数十倍,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掠夺侵占入私囊的财富,比国民党政府的支出还要多几倍。上面所提到的盛宣怀,是清末最会搜刮的也是最富的官僚,满清灭亡的时候,他的财产仅值六千万两,以那时的物价与汇率计算,合今天的美金一万二千万元,比起蒋宋孔陈来,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那末,宋子文怎样搞到这许多钱的呢?当然主要是加税和借债两项(孔祥熙长财政的时期,除照宋子文时代的老办法之外,又多了一项通货膨胀)。问题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,不仅借债不容易,加税也是阻力重重的,不要说北洋军阀时代的一些“财政家”常有“司农仰屋”之叹,就是“九·一八”后孙科做行政院长,虽起用花旗银行买办黄汉梁为财政部长,也终因财政无法应付而下台,让位给汪精卫,仍由宋子文掌握财政。宋子文有什幺本领呢?他的办法就是使有势力反对的人反能因此获利,于是阻力就变成助力,虽然多数人民因增加负担而不满,但他们没有力量,不能起阻挠作用,而能够反对的有势力者,则不仅不反对,还转而赞助他,当然就能够推行顺利了。

例如卷烟统税,就最容易说明这个道理。卷烟抽税,起源于江苏省教育会派(黄炎培、袁希涛、沈恩孚为领袖)为求得教育经费独立,而创办的新税。那时江问渔(恒源)做江苏省教育厅长,严家炽做财政厅长,陈陶遗做省长,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,教职员时常吵闹。省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“学阀”,其势力不限于江苏省,也不仅在教育界。它建议开征新税,一则在“教育”的大帽子之下,商人不敢反对,二则实际上减少了省财政的支出,三则省去许多麻烦,再有许多人事关系,所以得到了省当局的批准而举办。那时是一种消费税,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,最初估计只能抵省教育经费的一部份,后来举办的结果,逐年增加,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。北伐以后,国民党政府收回自办,成为主要的收入之一。裁厘卡后,改为产销税,出厂即缴税,以后行销全国,不再抽税,所以叫做“统税”,为国家财政的三大主要收入之一(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,而关税和盐税的收入虽多,但都抵押给外国债权人,所余不多,而统税则为新税,没有抵押掉,所以财政部主要靠这个税收抵充政费军费。统税除卷烟外,还有棉纱、面粉、水泥等)。中国境内的卷烟厂,最大的就是英美烟公司(为英国资本家在华投资中最大的企业),其产额超过全部华商烟厂的总和,但英美烟公司却拒绝缴纳统税,理由是它的纸烟经过厘卡时本来不纳厘金的,裁厘与否,和它没有关系,它不能也不应该增加额外负担。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,他不缴税,拿他没有办法。宋子文上台后,去和英美商人交涉,结果同意缴税了,而且把过去欠缴的也补缴了一部份。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“成功”了,在外交上也“成功”了(宋子文后来担任国民党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席,是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指导者,是外交部长的上司),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都很“佩服梯维的才能”(宋子文的英文译名为T.V.song,故洋人和洋化的中国人都叫他做“梯维宋”,而特别表示接近或亲密者则更只称名而略去姓)。宋子文究竟有什幺本领呢?说起来很简单:他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。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,是每五万支烟(一大箱)抽若干钱税的,纸烟的等级相差很多,价格上下,相差到二十倍以上,所以过去分为五级,税额多少不同,但同一级内最高与最低的已负担不公平,如三百元一箱的烟与四百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四十四元二角五分(假定一般的税率为百分之一二·五),前者的负担为百分之一四·七五,后者则仅为百分之一一·○五,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三强。宋子文又把它改分为两级,于是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,华成公司的美丽牌,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、大炮台,价格虽相差到二三倍,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;南洋公司的大联珠,华成公司的金鼠,与英美烟公司的红锡包(即大英牌)价格相差近一倍,金字塔的价格仅及红锡包的三分之一,所缴的统税数额却也一样。这样的税则,大大帮助了英美烟公司在商品市场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,更便利于英美烟公司扩大市场,以至独占某些地区的(如华北)市场,当然他就不反对而会拥护了。拿南洋公司、华成公司与其他小厂比较,则小厂出低级纸烟的负担更重,而小厂则无力反对。增加税率的时候,也是如此,税率愈高,对英美烟公司也愈有利,商人本应反对加税的,在那样原则下,大资本家,特别是洋商,不仅不加阻挠,而且首先照办。“你看,外国商人都服从政府的法令,中国商人反漠视国家的困难,只图私人的利益,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,爱国心太薄弱了!”这个帽子多大,你还能不乖乖地照办,以“共济时艰”吗?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:二十三支以下为粗纱,是一种税额,以上为细纱,另一种税额。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,一般以三十二支为限,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四十支到六十支的,价格相差近倍,而缴税则相等;日商、英商的纱厂所出的粗纱,极少在二十支以下(市场上亦叫做“细纱”,税则上的细纱,市场上叫做“线”),而华商纱厂的粗纱,则有十支、八支的(织毯子用),其价格相差则不止一倍,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相等。这种税制,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,愈加税对外商愈有利,而对华商(尤其是小厂)则愈不利。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;也是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基本原因。

再说到借债,这也是一件难事,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,给些小便宜与官吏,甚至给贿赂,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,而获致厚利,但却不愿借钱给官厅,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迁,人事一有调动,就没有人负责,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、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,和“九六公债”之类,都未清偿或整理。所以北洋政府时代能够借到一二百万的财政总长,已是了不起的大本领。为什幺宋子文能发几万万元的内国公债呢?他用了两个办法:一个是“维持债信”,一面定期还本,按期付息,一面又借新债;一个是“诱以厚利”。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策略,我在此插入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,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,但道理却是相同的。

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,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,还有日夜银行、日夜交易所、共舞台、中法药房、中西大药房、九福制药厂(出“百龄机”的)等等,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,上海人都知道这位“滑头大老板”,虽然他病死之后(约在二十年前)没有几天,日夜银行被挤倒,而其他企业都相继换了主人;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事业家,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的“才能”一样。黄楚九没有钱,他的资本最初是怎样得来的?后来又是怎样累积起来的呢?他开始选择了一个债主(据说是一个富孀),向她借二十元,约定三日后归还,这个钱黄楚九并不用它,放在家里等到第三天,就拿去归还;第二次再去借五十元,约定五日,到第四天就去还掉了;这样建立了信用起来,借的数目从一百元,二百元,五百元,一千元……增加上去,一直借到二万元,黄楚九就用它盘下了中法大药房,制造艾罗补脑汁,债主因数目太大了,逼也没有办法,逼倒了他,本钱也不能全收回,更不要说利息,只好长期放给他生利。这是黄楚九起家的第一批资本。他从此陆续扩大他的事业范围,一面在各事业机关中用厚利吸收存款(除利息较银行大半倍一倍外,还按月赠送出品,如香水、肥皂、补药之类)、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,一面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,除利息比别家大半倍一倍,晚上也开门营业,随时可以存付(那时法租界有公开赌场,这个夜间营业的银行,大大便利了赌客)。因为利息大,手续简便,很多女佣也向日夜银行存款。黄楚九就靠了这些办法吸收资金以扩展企业,而自己则过着享受颇为奢华的生活(黄死后虽破产,但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,托匪而兼敌特的黄特——抗战末期在泰县出版《大道月刊》,后来又投入周佛海部下的——就是黄楚九的孙子)。

宋子文、孔祥熙的发公债办法,就是和黄楚九的取得资本同一作法。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叫做“内国公债准备委员会”,办理还本付息事宜,把上海的金融业领袖都网罗进去当委员,每月应还本息,先由财政部令国库(中央银行)如数拨足,还多拨一些,以建立“债信”;而他的中央银行的理监事,则大部份任用上海银钱业的领袖,中国、交通两银行的“官股董事”也是如此,如钱新之、徐新六、李馥荪、陈光甫、胡孟嘉、胡笔江、叶扶霄,秦润卿等,都拉在官家的金融机关中兼上一个差使,他们有了发言地位,对债权就多了一层保障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更重要的因素,则为利息特别厚。国民党发的公债,年息多的是八厘,少的是七厘,比市场的利率为低。从条例上看,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,照九五折合算,年息八厘的也只合到年息八厘四,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,不仅无利,而且还要倒贴开销。这是表面上的计算,实际则利息大得很。国民党发行的公债,几乎都是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,然后上市(证券交易所),再照市价结帐,所以银钱业所缴的款子和财政部所实收的,最高是六折,低的则仅五折,平均约为五五折,因此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。还不仅如此,因为还本是实足的,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。假定某种公债,年息八厘,十年还清,市价是六折(以最高价格计算),某银行购进一百万元,则其逐年的利润有如厂表:

年度

本金

持有公债票面

收入债息

收入还本

实际核算

收回成本

实际利息

实际年利率

第一年 六○○·○○○ 一·○○○·○○○ 八○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一二○·○○○ 二○%

第二年 五四○·○○○ 九○○·○○○ 七二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一一二·○○○ 二○·七%强

第三年 四八○·○○○ 八○○·○○○ 六四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一○四·○○○ 二一·六七%

第四年 四二○·○○○ 七○○·○○○ 五六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九六·○○○ 二二·八五%

第五年 三六○·○○○ 六○○·○○○ 四八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八八·○○○ 二四·四四%

第六年 三○○·○○○ 五○○·○○○ 四○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八○·○○○ 二六·六六%

第七年 二四○·○○○ 四○○·○○○ 三二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七二·○○○ 三○%

第八年 一八○·○○○ 三○○·○○○ 二四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六四·○○○ 三五·五五%

第九年 一二○·○○○ 二○○·○○○ 一六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五六·○○○ 四六·六六%

第十年 六○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八·○○○ 一○○·○○○ 六○·○○○ 四八·○○○ 八○%

照上表每年平均收回本金的计算,最初一年利率最小,还达二分,最后一年则高到八成。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,开始少还本(如第一年作为收回本金四万元计),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二分三厘以上。这是一种高利贷。而国民党所发行的公债(或库券),年限有少于十年,折扣有低于六折的不少,其实际利率就比这还要大。在抗战之前,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,是年息八厘到一分(活期则仅四厘到六厘),放款则为一分二厘到一分六厘,很少超过一分八厘的,至于高到二分的,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,一年只有几天(那是按日计算,合到这个年利率),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息与放款息的差额。现在试算一下,如某银行吸收存款五百万元,平均的存息为九厘,全年付出利息四十五万元,放款同数,平均利率为一分四厘,全年收入利息七十万元,收支相抵毛利二十五万元。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为十五万元,则该行的纯盈余为十万元。如果该行把这五百万元买了公债,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一百十五万元,付出存息四十五万元,毛利为七十万元,开支还可节省几万元(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,以及监督稽核等工作,需要人力较多,而买公债则仅几张纸,锁在保险箱里,就安全无事,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即尽其能事),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,其纯利为五十五万元,较前者增加四十五万元,为百分之五百五十。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,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。中国经济衰落,生产不发达,当然原因很多,国民党政府把社会上的游资(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)用公债吸收了绝大部份,以供内战费用,以充实私囊,变成外国货币,使维持原来生产也感到资金不足,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,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。这就是宋子文的“才能”与“功绩”!

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,更可用作向中央、中国、交通等所谓“国家银行”领用钞票的准备金。照规定: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,四成有价证卷(以公债为主)即可领用十足的钞票。如某银行以五百万元存款,其中三百六十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(所谓硬货),一百三十二万元照五五折计购进公债二百四十万元,即可向中、中、交、农等银行领取钞票六百万元,还多八万元在手另作用途。如果它再把这六百万元如此运用,以四百三十八万元存储硬货,以一百六十万六千元买进公债二百九十二万元,即可领取钞票七百三十万元,连前还余九万四千元。如果再转手一次,以五百四十万元备硬货,以一百九十八万元买公债三百六十万元,就可以领用钞九百万元,这样翻了三次手,五百万元的资金变成了九百万通货可以周转,而且它缴作准备的八百九十二万元票面的公债,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,因为这批公债的主权并没有转移,以年息八厘计算,一年可收入八十万○二千六百元(公债的还本,要抵偿领用的钞票,不能作为收益)。如果它再把九百万元投资于公债,一年可收入二百○七万元,两共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六百元,比作工商业放款的收入是四与一之比,如计算纯利,则要相差二十几倍(以上的算法,是按与四大家族相勾结而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,如果不是“朝里有人”、长袖善舞就不可能如此做,一则公债的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,而要照市价,只能便宜到四成证券的利息,以五百万元计,即二百万元的利息十六万元,不能愈滚愈多;二则领用的钞票有记号,发钞银行收回若干,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,如以五百万元的资力而领了二千二百余万钞票,非有极大靠山不能冒此危险)。这样一来,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,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一举而两利:既发行了大量公债,又发出了大量钞票。

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,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,而只怕公债少,不怕当局要它承销公债,而只怕不叫它承销。这是一方面,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。但一到公债发得多,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,但它的资金大部份变了公债的时候,银钱业领袖们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:过去是财政部长依靠银钱业领袖,不得到他们的帮忙,他借不到款,现在则银钱业的命运操在财政部长手里,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,银钱业就有许多要破产,而不能不迁就财政部,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。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,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(改为统一公债),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,原因是自己手里太多,不能让它跌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