词初名曲子词，发源于隋唐，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，故又名曲子。到宋代乃极流行，近人焦循、王国维至以“一代之文学”尊之。但在传统文学史的概念中，词在较长时期内，一直被称作“诗馀”，不能有很高的地位。对于这一境遇的形成，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，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。
原来，中国文学的主流，乃是一种政治性上层文学，个人之出处穷通，莫不与家国兴亡相关，那些徒然以文辞绮丽相饰，只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，从来就被目为轻薄，不能有很高的文学地位，更不用说那些代人立言的代言体曲艺文体了。而词之得名诗馀，正因词在一开始是不合于此种主流的。据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记载，和凝本是著名的词人，但后来做了后晋的宰相，“ 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”。从此则故事，可见一般人心目中，始终认为词体卑下，无当于中国文学之根本传统。
曲子词之初兴，原仅盛行于社会下层。故其文辞近于俗语，不及诗语之下字雅驯。诗家语老杜、韩愈特重锤炼，宋黄庭坚至谓其“ 无一字无来处”。但词的文辞从一开始是较通俗的。今传王重民先生所辑《敦煌曲子词集》，所收录的作品，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，此前一千多年，始终湮没不彰，然而那本是历史的必然，它们本就属于该被文学史所删汰的作品，因为它们完全不合中国文学尚雅、重人文主义的传统。我们来看两首《敦煌曲子词集》中的作品便可知道：
凤归云
儿家本是，累代簪缨。父兄皆是，佐国良臣。幼年生于闺阁，洞房深。训习礼仪足，三从四德，针指分明。娉得良人，为国远长征。争名定难，未有归程。徒劳公子肝肠断，谩生心。妾身如松柏，守志强过，鲁女坚贞。
洞仙歌
悲雁随阳。解引秋光。寒蛩响、夜夜堪伤。泪珠串滴，旋流枕上。无计恨征人，争向金风漂荡。捣衣嘹亮。懒寄回文先往。战袍待 絮，重更薰香。殷勤凭、驿使追访。愿四塞、来朝明帝，令戍客、休施流浪。
一方面，敦煌词文辞伧俗，殊无诗人一唱三叹之致，故不能突破时空上的限制，成为可以流传久远、四海广被的作品；另一方面，敦煌曲子辞多是代言之体，非就作者自身生活取材，不是“有感而发” ，故不能见出作者的生命、作者的歌哭。这些，都是中国文学所鄙薄的。
至五代风气攸变。时有蜀人赵承祚编《花间集》，欧阳炯为作集序，中有“ 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案香檀。不无清绝之辞，用助娇娆之态”之语。可知词发展到五代，文辞固已渐趋雅丽，但就表达场合而言，则既非宗庙朝廷，又非邦国盟会，乃在花间尊前、豪门家宴、秦楼楚馆，是对私人生活的写照，用作寻欢作乐时的助兴，词之体格所以卑下，此亦不可忽视之一因。
亦唯词之功用，最早是供“ 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案香檀”。是用“ 清绝之辞”“助娇娆之态” ，则以囿于欣赏者的水平，词作的感慨不能深刻，多写众情众相，而没有作家个人之生命体验，词之格调，不及于诗，此亦重大消息。
宋初欧阳修以一代名臣，而颇经意词作。欧词如《临江仙》：
柳外轻雷池上雨，雨声滴碎荷声。小楼西角断虹明。栏干倚处，待得月华生。燕子飞来窥画栋，玉钩垂下帘旌。凉波不动簟纹平。水精双枕，傍有堕钗横。
此词据宋钱愐 《钱氏私志》云：
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，亲一妓。时先文僖（钱愐父钱 惟演）罢政为西京留守，梅圣俞、谢希深、尹师鲁同在幕下，惜欧有才无行，共白于公。屡微讽而不之恤。一日宴于后圃，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，移时方来，在坐相视以目。公责妓云：“末至何也？”妓云：“中暑往凉堂睡着，觉而失金钗，犹未见。” 公曰：“若得欧推官一词，当为赏汝。” 欧即席云：“柳外轻雷池上雨……”坐皆称善。遂命妓满酌赏欧，而令公库偿其失钗。
是知欧诗文追随韩愈载道之旌，而所为小词，则仅为座上侑酒，与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涉。又有《长相思》二首：
蘋满溪。柳绕堤。相送行人溪水西。回时陇月低。烟霏霏。风凄凄。重倚朱门听马嘶。寒鸥相对飞。
花似伊。柳似伊。花柳青春人别离。低头双泪垂。长江东，长江西。两岸鸳鸯两处飞。相逢知几时。
两词均是代言之体，“一就送行女子着笔，一就远行男子落想” 1 ，皆不曾自个人生活借材，更无涉于治国平天下之志。又有《生查子》一首：
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 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满春衫袖。
或以为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作，又有人认为欧词中凡涉绮艳者，皆是政敌托名所作，用以诋毁之。适见就词的表达动机而言，因其无关人格道德，故在当时人心目中，为一卑下之文体也。
近时学者钱穆先生指出，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，最重有寄托，而最戒无病呻吟。故后世之词论家，必为欧阳修曲护，认为他下面这首《蝶恋花》是一首有政治寓意的、有寄托的作品：
庭院深深深几许。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。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。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。乱红飞过秋千去。
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张惠言说：“ 庭院深深，闺中既以邃远也。楼高不见，哲王又不寤也。章台游冶，小人之径。雨横风狂，政令暴急也。乱红飞去，斥逐者非一人而已，殆为韩（琦）、范（仲淹）作乎？”可见，只有联系上重寄托、重政治抒情的中国文学大传统，词的地位始尊，才得与诗方驾并驱。
读古人诗，最宜依编年读之，则其人一生之行谊，社会时代之风云，尽收眼底。但古人词作往往不编年，即因古人诗虽则东云露一鳞，西云露一爪，然而每一首诗，都是时代的一个侧面，都可以就一滴水而见大海。但古人作词时，其内心往往与社会人生、家国天下毫无关涉，故编年与否，漠不相干。自中国文学之大传统观之，宜乎词之地位，不及诗也。
词体初起时其格甚卑，已如上述。然早期词家，亦有能别开新面，复归于诗学大传统者。兹举李白词二首：
忆秦娥
箫声咽。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。年年柳色，霸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。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。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
菩萨蛮
平林漠漠烟如织。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。有人楼上愁。玉阶空伫立。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。长亭更短亭。
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评价说，这两首词，抵得上杜甫的《秋兴》八首，并认为，“ 想其情境，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” ，这一观点，可谓直抉词心。我以为《忆秦娥》词是纪明皇挥泪别宗庙，仓皇西狩，而《菩萨蛮》则是寓盼官军恢复之意。因为符合中国文学重寄托、重有感而发的大传统，二词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。
中唐刘禹锡仕途失意，其词遂就自身经历取材，如《忆江南》之志谪宦之情，《潇湘神》之寓屈骚之意，都不是当时那些流行于下层民众中间、但千年后只能凭借敦煌文献苟延残喘的代言体词作所可望其项背。《潇湘神》一首：
湘水流。湘水流。九疑云物至今愁。君问二妃何处所，零陵芳草露中秋。
有学者揣测，“ 词中是否以舜暗指永贞之政的后台顺宗李诵，以二妃暗指顺宗的左右手王叔文、王伾 呢？” 2 我以为，就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揣测是立得住脚的。
中晚唐作者，尚有张志和《渔歌子》五首，表其隐逸之志，而词中物我融凝，天人合一，遂不胫而走，流传异邦，乃有日本国嵯峨天皇和词。可见能流传久远的，终究还是雅的、表达士大夫情怀的作品。
上引数家，并不专力为词，故于当时词学大风气并无较大纠转。第一位拓大词境的大人物是南唐后主李煜。钱穆先生说：“诗馀为词，亦专咏作者私人生活，与政治无关。李后主以亡国之君为词，其私人生活中，乃全不忘以往之政治生活。故其词虽不涉政治，其心则纯在政治上，斯所以为其他词人所莫及也。” 3 正可以作为王国维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” （《人间词话》）一语最好的解释。
从李后主开始，历代词人逐渐自觉地向中国文学的主流靠拢，词的境界也愈转愈深，词人的精神面貌、生命意识，也逐渐与诗人趋同。然而，词终究不是诗，词之佳处，又不仅以附丽诗学，政治性抒情为高。除了那些重寄托的作品，词中凡脱离了代言体的低级趣味，取材自作者自身生活，能表现作者真切的生命意志者，也都是可传之作。这一传统，从花间词人韦庄开始，经由北宋的晏几道、秦观，而到南宋姜夔、吴文英，一脉相承，不绝如缕。恰亦正因词不必如诗一样，有言志载道的要求，词中体现出的作者的性情，往往比诗更加能够摇荡人心。即如韦庄词《思帝乡》云：
春日游。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
显违礼教，语似狂颠，而千载以下，谁会不为词中女主人公的挚情感动呢？
又如北宋柳永词《鹤冲天》：
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，如何向。未遂风云便，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。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烟花巷陌，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寻访。且恁偎红翠，风流事、平生畅。青春 都一饷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
纵情狂放，居当时士大夫所不屑居之境、为当日大人君子所不屑为之事，却是从头到脚的一个真人，直令人觉得惊心动魄，回视世俗功名，仿佛白云苍狗，转瞬即逝，又何如做得个词坛的卿相，名垂千古？
至若小山晚年的名作《阮郎归》：
天边金掌露成霜。云随雁字长。绿杯红袖趁重阳。人情似故乡。兰佩紫，菊簪黄。殷勤理旧狂。欲将沉醉换悲凉。清歌莫断肠。
这是小山对他狷介自任，到处碰壁的一生的总结，认得真，看得切，比由旁人评说，尤觉悲凉哀怨。以小山的智力、学识、身世，何尝便不知婉娈处世，才得幸进，然而他是个天生的狷者，但凡卑贱取容的事，一毫也做不得。这样的性情，这样的词作，怎能不摄人心魄？
读唐宋词，总是读出显违儒家中行标准的不一样的人格。儒家所谓的人性，本有情、志、意、欲四端，四端皆有所节，便被认为是性情完善的人。然而，唐宋名家词，动人的不是他们性情的完善，而是性情中这样那样的缺憾，那些带有病征的性情，才是真正打动我们的地方。内典有云：“ 因爱故生忧，因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”唐宋名词人，无一不执念于爱欲，也无一能做到无忧无怖。他们的文字，是苦难人生的自我救赎，但他们从未试图放弃爱欲本身，所以，他们永远不可能超然脱解，离尘去俗。这正是他们的作品具有永恒的、撼动灵魂的力量的原因所在。
我从1993年起自学填词，先依龙榆生先生《唐宋词格律》一书，奉谱填词，不过勉强成篇而已。初喜长调，以其易于敷衍成篇，两三年间，积有数百首，但因笔力稚拙，语词芜弱，后皆焚去。1995年因随侍先师大丰王公林书，得窥诗旨，胸中块垒，忽然吐为古近体诗，居然大是如意，遂弃长短句而不为。偶有所作，也不过是著腔子之诗，不得以词视之。犹记1999年自北大毕业，有词赠同学上海谢华育，调寄《水龙吟》：“ 古今第一伤心，都因浊酒销清志。云来海上，风从仇国，醉予如此。大野鸿哀，庙堂柘舞，不争何世。对新蒲细柳，蛾眉惨绿，还独洒、新亭泪。惯见成名竖子，遍乾坤、炫其文字。茫茫八极，沉沉酣睡，似生犹死。江汉难方，香荃谁托，两间憔悴。向人前应悔，倾城品貌，被无情弃。”读者明鉴，自可知我学词宗尚所在。2003年谋食鹏城，住小梅沙以东之溪涌，日夕与海雨山岚为伴，仅以纳兰性德《饮水词》、王士禛 《衍波词》相随，不觉勾动词思，二月中得令词数十首。至此，才算理解了如何便是幽微隐约的词心，也终于对历代词人多了一层同情之了解。次年，则应我师汨罗周晓川先生命，助他选评历代婉约词。唐五代两宋词，师自为之，元以后以迄民国，则由我补苴。晓川师教我将来可专力治词学，我的志趣，本在治经，故未遽从师命，但此后亦稍稍留心词学。窃尝谓古来词学，皆是词人自道甘苦，今之词学，则是考据家、评论家扣盘扪烛之谈，故此殊不愿作学院派论文，与今之学者一争雄长。嗣以执教深圳大学，开设《唐宋词与人生》课程，以词人的人生出处（chǔ），反溯其性情，而又因其性情，更去赏会其作品，深感唐宋诸贤，之所以人生牢骚失意，其性情实以肇始之，其词作之芳馨悱恻，亦何莫由其性情造就之。无狂狷之性情，无爱欲纠缠之执念，便无绝艳沉丽之文学，性情为人生之大本，更有何疑？至如拘于时代背景之陈说，以文人为时代之附庸，文学为政治之奴仆，恐皆是不会填词的理论家的外行之论，词人论词，必不为此说也。
本书不是博士式的“ 为智识而智识” ，不是学究们的“ 为研究而研究” ，而是一位词人，在感知唐五代两宋那些执着人世、拒绝脱解的生命之时，所记录下来的一点感悟，也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之外，感受到唐宋诸贤千古不磨的词心。
注解：
1 陈新、杜维沫选注.欧阳修选集［M］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：234.
2 钟振振.词苑猎奇［M］.南宁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：17.
3 于钱穆.中国文学论丛［M］.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5：52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