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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维气格柔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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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户伤心生野烟。百官何日再朝天。

秋槐叶落空宫里,凝碧池头奏管弦。

——王维《凝碧诗》

这首诗的原题目很长:“菩提寺禁,裴迪来相看,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,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,私成口号诵示裴迪。”由于此诗的内容与凝碧池有关,所以后人也简称它为《凝碧诗》。

此诗的背景是这样的:安史之乱中,叛军攻陷长安、洛阳两京,唐玄宗出逃,王维扈从不及,被叛军俘获,他服药取痢,伪装得了哑病,试图避免与叛军合作。但这并没有起作用。安禄山素闻王维大名,派人把他送到洛阳,拘禁在菩提寺中,强迫他出任给事中一职。这成了王维一生的污点。

诗题里的“供奉人”,是指那些侍奉天子的词客艺人,譬如文士、乐工等。在安史之乱中,不少供奉人的命运与王维相同,也被叛军俘获。当时王维在拘禁中,好友裴迪来访,说起叛军在凝碧池上设宴,强迫李唐的乐工奏乐。有一位名叫雷海青的乐工,将乐器投掷在地上,西向痛哭。叛军见状,马上将他肢解,以此威慑那些心向李唐之人。王维知道此事后,心中悲愤,向裴迪口占了这首诗。

安史之乱平息之后,唐朝对那些曾经出任伪职的人逐一论罪。王维也在待罪之列,因为写了这首诗,打动了唐肃宗,同时弟弟王缙也请求削去刑部侍郎一职为兄长赎罪。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,王维得到了唐肃宗的赦免。

王维信佛,世所周知。章太炎的《国学概论》有这么一个说法,“直接研究佛法,容易流入猖狂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,多不足取,如王维降安禄山,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,都是可耻的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猖狂”,不是今日通行意义里“狂妄”的意思,而是取《庄子》“猖狂,不知所往”之意,即“不知道往哪里去”。章太炎这是在批评王维在重大人生节点上不知何去何从,以致失身事贼。

章太炎这番话是符合身份之语,因为章氏本人精研佛理,品格也非常峻洁,经得起这句话的反诘。对于王维来说,这也不算是苛刻之论。唐代宗时,王缙成了宰相,代宗喜爱文学,常向王缙索取王维的诗:“卿之伯氏,天宝中诗名冠代,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。今有多少文集,卿可进来。”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王维当时的诗名有多高。

一个深受一国文化礼敬的人,也意味着承担了一国文化对他的责望。中国文化素重气节,然而王维却在大变来临之时,气节有亏,虽然自己事后也引以为耻,但终不能逃过后人的批评。后人若是赞赏他的这一选择,则只能意味着王维一人成功了,中国文化失败了。

不过,对于作为具体生命的王维来说,他的这一表现又不宜被深责。毕竟人生之难,最在一死。当白刃加于眼前的时候,要求人就死殉节,是不近人情的。从古至今,不知多少虚伪与惨剧,就在这些严苛的要求中发生。

从人生痕迹看来,王维绝非无行之人,他受过贤相张九龄的提拔,当张九龄因李林甫的谗害而被贬到荆州之后,他写下了《寄荆州张丞相》一诗:

所思竟何在,怅望深荆门。

举世无相识,终身思旧恩。

方将与农圃,艺植老丘园。

目尽南飞鸟,何由寄一言。

这首诗情致深长,暖人心脾,可见王维心性之淳良。他投降安禄山,也并非心甘情愿,而是生死所迫,为人生最不得已之举。

中国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既重气节,也行恕道。重气节是立下做人的大本,行恕道则避免了咄咄逼人。后人评价王维,很少以死相责,也并没有因为他投降安禄山一事而抹杀了他的诗歌成就,这是对他行恕道的表现。

关于王维的诗作,胡应麟的评价最为得当:“众体皆工,而不免为名家。”不予王维大家之目。清人张谦宜点评《凝碧诗》说:“此谓怨而不怒。”这看上去是赞美,实际上恰恰是王维的弱点:能怨而不能怒。古来衡定文学成就,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就文字功夫而论的,还要看人的力量。王维的生命气格偏柔弱,这能助他免去祸灾,却不能振动人心,宜乎他的作品在当世享有盛誉,在历史上却只能退居二流,不能与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这些大家争长。